“公众知识分子”与“三个意义世界”

所谓“公众知识分子”是对一种新理想群体的定义 ,它的提出和建构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这就是所谓“三个意义世界”之所指。当代海外的新儒学研究者之所以希望成为所谓“公众知识分子” ,有他们的初衷或目的。如何能够以及能否最终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群体 ?所谓“公众知识分子”与所谓“三个意义世界”又是什么关系 ?对这些问题进行一定深度的探讨 ,最终将有利于理解所谓“文化中国”的基本建设构架及其现实意义。我们展开分析的理路是从“公众知识分子”到“三个意义世界” ,然后再落实到“文化中国” 。

论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

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文化中国”的命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诸如“三个意义世界”、“公众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以及“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等命题。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和文化蕴涵,不仅显现了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理念,而且也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走向从新儒家角度提供了一家之言。尽管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论证富有创意,但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仍留有广阔的思考空间,它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当代新儒家在新世纪的文化诉求提供了样本。

葛兰西文化霸权学说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以互文性观念为视阈

从互文性视阈来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学说与约瑟夫.奈提出的文化软实力有着密切的互文历史关联,它们在重视文化与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功能方面具有相似性。建设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是中国增强综合国力、实现民族复兴的迫切要求,在文化霸权理论中,葛兰西对市民社会地位的强调、对"民族—人民的文学家"作用的重视对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