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代之治”到“西洋政教”——郭嵩焘政制观念探析

郭嵩焘生活于晚清中西交际之初,西洋政教知识虽已开始进入中国,然传统政治思想仍据时人思维的主流位置。在郭氏早年,他认为吏治问题与秦、汉以后确立的政治制度紧密相关。据此,他表达了对秦、汉以后政制的不满,并主张恢复三代之治。在出使期间,他逐渐形成西洋政教等同于三代之治的思路,且以此对秦、汉以后政制发出批评,并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回国以后,郭氏继续盛赞符合三代之治理念的西洋政教,又以此批评了时人关于洋务的思路,认为办理洋务的核心在于改革吏治。由郭氏政制观念的演变可知,他一直将三代之治置于思想的核心,表现了晚清趋新士大夫政制观念之特征。

《尚书》是三代之治的经纶大法

《尚书》是虞夏商周上古时期的政治图谱和政治伦理典要,“为政以德”是其全部要义。《易·革·彖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其典要范例。《尚书》综论治道的冠极之作《洪范》,是三代之治的经纶大法。《洪范》第一畴“五行”,是警示权力执掌者兴业举事必须顺天地之变数,合五行之顺逆;第二畴“敬用五事”,是提示天道执行人宜乎具备的五种品质,包括貌的恭敬、言的可信,以及视能正观、听能明是非、思能致精微;第三畴“八政”,属于国计民生、司法治安、军事保卫、祭祀和宴宾等王政职能的分工管理部门;第四畴“五纪”,缘于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对四时节候的认知和掌握;第五畴“皇极”即大中,“皇建其有极”即立其大中,盖欲建治安之大计大法大纲也;第六畴“三德”实际上是讲三种为政举事的精神理念和实施的方法;第七畴“稽疑”的特别之处在于明确标示,王遇有大事,除卜筮之外,还须征询卿、士、庶人的意见,如果卜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就是“大同”,是为大吉;第八畴“庶征”要求观察王政的庶民验和气候验,即节候所带来的正常或不正常的寒温冷热的反应;第九畴“五福六极”是对整个“洪范九畴”的归结,前面八畴是“五福六极”这个果生成的正反之因。由此可以说,《洪范》九畴是对虞夏商周三代之治的归结和溯因。

船山关于“三代之治”问题的思考

与前辈学者论三代之治相比,船山认为三代之治是须分层次而言的。三代之治是包括先王之德与先王之道法两个层面的内容。后世首要效法的应是先王之德。同时船山又分先王之道法为政教两面。认为后世不能效法三代礼乐文章之教乃是可悲之事。于政如封建、井田等制度设计,基于"政,人治之小者"观念,船山认为后世无须照抄照搬。但同时船山认为后世之求治者亦必须领会三代所实施的政治制度的精意,而不应该以私意私智来制定制度。

孟子“仁政”:上古三代国家治理思想的集大成

“仁政”是孟子描绘天下国家治理思想的一幅宏伟蓝图,是《孟子》一书的思想内核和精神命脉。孟子“仁政”是对上古三代时期国家治理思想的集大成,其中“尧舜之道”是“根”,“三代之治”是“脉”,“周孔之教”是“魂”,并决定它成为深植于中华文化沃土的圣贤集体的智慧结晶。孟子“仁政”并非“载之空言”的简单说教,而是以“施仁政于民”为中心,以“省刑罚”“薄赋税”“深耕易耨”以及“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为基本点,共同构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思想学说体系。

宋人追复“三代”之原因蠡测

宋朝建国之后,朝野都认识到历史乱多治少,加之北宋承五代废墟而来,如何避免成为第六代?这让他们心里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并开始从历史中借鉴经验。“三代”号称“极治之世”,寿命最久,而历代称治的汉、唐,寿命却明显更短。“汉唐”可以成为第一步追求的典范,但如果要想国祚更久,则“三代”无疑是更理想的仿效对象。提倡“三代”,也有助于应对佛教挑战。而当时思想资源有限,宋代朝野并不能提出超越儒家“三代之治”的其他理想世界。因此,在与“汉唐故事”“祖宗家法”的对比中,“三代之治”得到了极大的推崇,这也促成了儒学的复兴。

理学与三代之治——论黄宗羲思想中形上学、道统与政教的开展

当代学术界在黄宗羲思想研究方面有"守旧"与"开新"之辨,由此导致黄宗羲犹如"一人分饰两角"般在中国思想史上出场。事实上,黄宗羲在中晚明心学内部获得思想创新的动力与资源,其思想代表着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心学路径。而问题在于,人们对于这种转向较为陌生,这是近代以来黄宗羲思想研究中存在诸多割裂的根本原因。通过对比王阳明和黄宗羲对三代之治的不同构想,厘清黄宗羲针对晚明以来的形上学与政教困境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重新评估心学与明清之际思想转型之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回向三代”与泰西“立国本末”——晚清“复古维新论”中的变革与立国

晚清“复古维新论”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意识,围绕西方和三代之关系建构出涵括中西古今演进的普遍历史叙事。王韬、郑观应和陈炽等对中国三代及世界史进行重塑,提出由“道器合一”到“道分为二”的古史演变框架,把中国和西方整合进一个整全的人类文明进程中,试图在中国文化的经制典章和西方社会政治现实之间建立内在义理的一致性。“复古维新论”对秦制的根本性否定体现了变革思维范式,同时对西方政教“本末源流”“立国之本”等的分析则体现了立国思维的思想范式,并从中探寻对中国文化之主体性与根本价值的重新理解和确定。

“民本之极限”还是“民主之萌芽”——黄宗羲政治思想定位

黄宗羲从"万民忧乐"的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并试图对君权进行制约。但黄宗羲的理想仍然是"三代之治",并无意于改变君主制,只是在不动摇君主专制政治的前提下,追求一种理想的君主原型。黄宗羲的思想缺乏现代民主政治必备的"民治"理念,因而难以对君权进行有效制约。他对理想政治的构想没有越出传统民本思想的范围,只是使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上的极限,他留给后世的只能是思想资源,而非制度资源。

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

孔子的时代,既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时代,也是社会秩序应然建构的时代。从"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出发,通过"三代"之治的历史反思和价值认同,以完成社会秩序的应然建构,既是孔子政治哲学的使命和追求,也是孔子政治哲学范式原创建构的动力和机制;既是孔子政治哲学范式原创建构起点和特点,也是孔子政治哲学范式原创建构的路径和方法。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及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的确立,则不仅在于他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方式和态度,实现了政治、伦理与教化的内在统一,而且更在于他以哲人的眼光和智慧反观历史,不仅实现了中国政治哲学的突破,而且建构了一个与宗法制的社会组织结构和以"礼"为核心的社会治理结构相一致,集"道"、"德"、"礼"、"仁"、"孝"为一体的道德人文主义的政治哲学体系,这也正是孔子及其儒家政治哲学思想在汉代以后之所以能够被提升为中国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观念上层建筑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原始儒家的道德理想及其现代启示

在挖掘原始儒家道德理想内涵的基础上,认为原始儒家道德至少可以为新时期的道德建设提供如下启示:(1)必须给道德之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以客观的定位;(2)必须把社会道德理想的设置与人民的幸福安康结合起来;(3)必须将道德理想的超越性与实现的逻辑可能性结合起来。

论陆九渊“本心”为政的政治伦理思想

陆九渊系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产生,是对南宋政治危机的积极回应。陆九渊政治伦理思想的开显,是基于“本心”基础之上的君心政本,本心敷于教化政事而展开。陆九渊的政治伦理思想,表现为益国裕民,本心为民;力图以“宣化承流”之势,实现三代之政以济斯民于大和。陆九渊的政治伦理思想一反以往理学家关于政治伦理思想的外求模式、责任避免意识,转而凸显政治主体性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为政治伦理思想开辟了一条“本心”之路,彰显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本心”特色。

荻生徂徕的忧患意识和社会治理思想

荻生徂徕(1666-1728)是日本江户中期著名的"古文辞学"派儒学家。彼时因商品经济的萌发,出现了"四民失序"、道德失范等诸多社会问题,面对新的历史转折,荻生徂徕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促使他著书立说,向幕府建言献策,提出了具体的社会治理方案。总体而言,他认为要仿照"三代之治",在日本建立起遵循"圣人之道"的礼乐制度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毋庸置疑,荻生徂徕对社会问题的"诊断"超越了常人和时代,但其为解决问题开出的"良方"有待进一步推敲和论证。

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传统资源的转换

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传统资源的转换周积明传统文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的作用，是一个极其复杂，难以作出绝对性判断的问题。大致说来，传统文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呈现为三种态势：（一）直接支援；（二）强力抗拒；（三）以“解释”为中介发生现代性转换。本文...

论中国古代“治世”的概念、内涵及其影响

“治世”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追求的最高形态之一,它的内涵与理论体系发源于先秦的道、儒、法、墨等诸家,经汉唐佛教元素的摄人、发展,最终成熟于宋。“治世”既有想象与现实结合的“三代之治”,同时也有可资效法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它既关系到中国古代政治层面上的国家治理,同时又与经济、文化、思想、外交等诸多方面相涉。

论中国古代“治世”的概念、内涵及其影响

“治世”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追求的最高形态之一,它的内涵与理论体系发源于先秦的道、儒、法、墨等诸家,经汉唐佛教元素的摄入、发展,最终成熟于宋。“治世”既有想象与现实结合的“三代之治”,同时也有可资效法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它既关系到中国古代政治层面上的国家治理,同时又与经济、文化、思想、外交等诸多方面相涉。

理学视域中的道统与政教——以朱子《论语集注》为中心的考察

朱子的道统论思想蕴涵丰富,既包含对道(中华文明)之发端及其内容的根源理解,也包含对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难题的总体思考以及解决方案。朱子道统论不仅是儒佛竞争的产物,更主要是儒家源远流长的回向"三代之治"政教理想的产物。其作用机制表现在:1.经由性理思想的奠基,三代礼乐从封建制中分离出来,礼乐重建的主体从贵族阶层转移到平民群体;2.以道心人心之辨重构日常生活的公共性(神圣性),每一个体内在本性的实现,也是礼乐生活之神圣性的达致。

郭嵩焘的晚年思想

作为支持洋务运动最早的一批人士之一,郭嵩焘一直思索着中国的根本出路。晚年的他看到洋务运动的开展,并没有使中国有多少起色,开始严厉指责洋务运动的弊端。他提出富强之本应是“人心风俗、纪纲法度”,企图从人心入手,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朝统治。郭嵩焘是程朱理学的坚定信仰者,他赞美西方,绝非想把中国变成西方,而是着眼于中国的内部弊端。在他看来,西方的制度所包含着的实质精神(如求实、便民等)与中国的圣人之教有相通之处。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赞美和对中国现状的抨击,力图重建秦汉以来失落几千年的真正的儒家圣人之治。

中国士人使命担当的经典表达——张载“为万世开太平”新解

太平大同思想源于以尧舜为代表的五帝时代,经过孔子及历代儒者的阐发,成为儒家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为万世开太平"是张载对儒家理想社会的重申和发挥。张载以三代之治为太平蓝图,提出了"渐复三代之治"的治理之策——恢复井田、重建封建、恢复肉刑。《西铭》也是其太平大同理想的简洁表达。张载"为万世开太平"既是其个人政治抱负的表达,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社会担当的经典表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仍然放射着璀璨光芒。

黄宗羲民本思想的再认识

黄宗羲是对近代中国思想演进最具影响力的古代思想家之一,这与他的以"民主君客"为主轴的民本思想有密切关联。黄宗羲在立君之道、君臣关系、法治与工商等重要方面都提出了传统民本所没有的新内涵,但是他所坚持的政治理想并没有超出"君主民本"的范围,他对现实的批判方式是回归经典时代,并非革命性的反专制主义。黄宗羲民本思想对近代改良派的影响不是因其是否"超前地"预见到近代民主,而在于他的思想被片面地抽取和解读了。

黄宗羲与柳馨远改革思想之比较——以《明夷待访录》与《磻溪随录》为中心

作为同时期的儒家学者,清初的黄宗羲和朝鲜朝的柳馨远皆从先秦民本思想出发,以恢复三代之治为目标,针对本国时弊,提出某种程度的改革设想,分别体现在各自著作《明夷待访录》和《磻溪随录》中。对比两书的形成背景和改革理念,可以清楚地看到危乱之际东亚儒者秉承"存亡续绝"、"救世补弊"情怀寻求改革的普遍性以及儒学在异域发展过程中的增值和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