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策略、绩效与特点

反腐败国际合作是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外交工作的重要方面。新时代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是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化以及中国国际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呈现出阶跃式、全方位的发展势头,体现了处于上升期的大国战略视野和思路,取得了卓越绩效表现在建构国际合作新秩序、深度参与国际治理,密织追逃追赃天网、保持国内外同频共振,强化反腐倡廉外宣、展现成就贡献智慧。新时代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主要特点包括:贯彻反腐战略配合国际战略、构建层次分明协同高效的工作体制、采取积极主动合作策略、有效遏制腐败分子外逃趋势。

“三位一体”反腐败——市人大内司委同步开展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专项调研和预防职务犯罪立法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以上带下,以解决突出问题为切入口,坚决查处腐败案件,促进权力规范运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评价。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中国的选择:加强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

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世纪难题。寻求良好的治理方式、建立廉洁政府是各国共同的愿望。该文在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突显的反腐败治理国际合作潮流以及中国当前反腐败治理所面临挑战的分析基础上,指出以《公约》为契机,加强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既是我国必然的选择,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中国反腐败追赃执法合作的困境及其破解

境外追逃和境外追赃是中国惩治腐败执法合作的两个重要环节,反腐败工作要得到突破和创新,必须明确国际合作的重点,即境外追赃,必须改变原本以"追逃"为核心的合作机制,应以"追赃"为导向,追逃追赃并重,注重对外逃犯罪经济上的剥夺。目前,中国的追赃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寻求他国对追赃问题的司法协助中应当对关系其中的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进行全盘考量,通过友好协商和对等原则达成平等互惠的追赃合约。同时,必须正视在反腐败执法机制中所面临的困境。首先,追赃问题关系到巨大的经济利益,为调动起有关国家的积极性,建立和落实资产返还和分享机制能够有效地缓解其中的利益冲突。其次,各国不同的法律制度为追赃问题的司法合作带来了困难,要适应国际公约,需要启动配套法律修改程序,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规定,利用民法途径解决相关追赃问题未尝不是一个新突破。再次,网络时代给中国甚至全球的反腐败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但也为追赃工作的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全国性的信用机制能够实现对洗钱活动的监管,同时鼓励国家之间搭建信息交换平台和赃款追缴情报交流,实现国家之间的实时信息交流和司法协助,使境外追逃追赃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历史逻辑、现实动因与挑战应对

腐败是全球性公害,需要借助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进行全球治理。中国对腐败的治理经历了从专注国内到参与国际机制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中国基于历史逻辑与现实动因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参与国际机制战略在反腐败领域的具体体现。中国对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参与既取得了重要进展,也存在诸多问题与障碍。解决和消除这些问题与障碍,有助于丰富和深化中国对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参与。

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民事机制

民事反腐既是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策略选择,又是我国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欧洲委员会反腐败民法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我国建构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民事机制提供了恰当参考和可靠依据。应认真对待民事反腐,通过建立健全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民事机制,推动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

中国海外追逃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腐败分子携款外逃现象备受社会关注,加强海外追逃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是反腐倡廉的必要途径。为了提高海外追逃的成效,中国必须建立完备的国内国际法律制度,遵循国际惯例,培训一批熟悉国际反腐败合作的专业人员,建立专门的办案经费,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树立中国尊重人权的国家形象。只有这样,中国才可以拓展反腐败国际合作,提高中国海外追逃的成效,有效地震慑腐败犯罪。

反腐败国际合作：追逃劝返制度的规则构建

在境外追逃的几种方式中,劝返因其效率最高、成本最低而成为当前实务部门最常使用的方式。然而,由于欠缺法律支撑,劝返在适用条件、承诺效力、国际认可度等方面争议颇多,掣肘跨国追逃目标的实现。破解劝返方式所处之窘境,应当明确劝返的性质和地位,并从立法、司法以及国际合作三个维度对劝返程序进行制度化和法治化之完善:在立法层面规范劝返的工作方式和流程、制定劝返量刑规则、限制办案人员承诺权限、建立监督与救济途径;在司法层面规范劝返应用方式,尽可能地消解其在司法公正层面的潜在不足;在国际层面积极开展劝返国际合作,签订互惠的劝返合作条约,增强劝返的国际认可度。

反腐败引渡国际合作机制研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框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反腐败引渡国际合作中,起着主要的规制作用。其对引渡的规制和各国国内引渡立法及之间的引渡条约共同形成了现代成熟的引渡合作机制。应当以国际关系的机制理论来确定反腐败引渡国际合作机制含义、制约的要素,在此基础上,要着重研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如何与我国相关规定的衔接、融合及适用,以此完善反腐败引渡国际合作机制。

论我国的反腐败国际合作——以引渡诸原则的新发展为视角

腐败已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毒瘤,打击腐败犯罪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协作。2003年10月31日,在第58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旨在克服区域反腐败的局限性,倡导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并进一步形成全球打击跨国腐败的合作准则。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引渡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引渡原则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后有了新的发展趋势。我国应积极应对,加强国际合作,有力打击腐败犯罪,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国际反腐败合作

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在各国加强反腐败工作的同时,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在反腐败领域的合作,建立起反腐败合作机制,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腐败现象。《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为国际反腐败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并将促进各国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抑制腐败毒瘤的滋长和蔓延。

反腐败国际合作法的新发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评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反腐败国际法律文件 ,它从国内防范和国际合作两方面对反腐败问题做了规定。反腐败缺乏国际法律依据一直是国际社会反腐败存在的障碍 ,该公约在反腐败国际合作领域做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 ,成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有力保障。而公约就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犯罪侦察、罪犯引渡、腐败所得资产的追回等问题的相关规定 。

国际反腐败公约中体现的国际合作机制

本文通过研究国际反腐条约中体现的国际合作机制,用国际关系中机制理论探讨产生国际合作机制的条件。本文认为国际反腐合作的成功与否可以用机制理论解释。当国际行为主体在某一领域对一些特定的原则、规范、规则及决策程序趋同时,调节各行为主体的机制将建立起来,并反过来影响各行为主体在该领域的决策行为。此时国际合作较易成功。国际反腐合作机制的建立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首先是对腐败是否属于犯罪这一原则达成共识。其次是腐败是否能够有规范性的定义,最后是能否对处理外国腐败者及腐败资产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及实施方案取得一致看法。本文通过几个最有影响的国际反腐公约,探讨包括引渡、司法协助和追逃追赃、信息交换及促进国内反腐立法司法等几种主要国际合作方式。最后,提出了国际反腐合作机制的局限性。

全球化背景下反腐败国际合作分析

在全球化浪潮下,腐败问题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国际化特征,全球性腐败问题的滋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开展。一方面,包括《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律文件以及相关反腐败国际组织的成立,为反腐败国际合作在制度及法律上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腐败问题国际化的负面效应敦促多数国家在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问题上表现出积极态度。可以说,反腐败国际合作存在一定的基础;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发展仍不是很成熟,这也导致当前反腐败国际合作局限于司法领域。此外,不同的国家有着鲜明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对于腐败问题的重视程度和处理方式也有所不同,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反腐败国际合作。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巩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础、排除或减少合作障碍是关乎国际社会能否成功应对腐败问题的关键。为此,要更加理性和准确地认知反腐败国际合作;降低参与者之间的分歧,培育各参与方对合作的高度认同感;尽可能地降低合作成本和风险,增加合作收益;通过谨慎的控制机制和选择性激励机制促进反腐败国际合作。

引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中国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作为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不仅坚持不懈做好追逃追赃工作,而且持续加大跨境腐败治理力度,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在反腐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形成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中国经验。系统分析中国推动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做法和举措,深入总结研究成功经验,对于进一步把握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中国主张、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具有重要价值。

国际执法合作: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主要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反腐败领域的第一个重要公约,加入和实施该公约对于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必将产生深远影响。该公约的签署揭开了反腐败领域的国际执法合作的新篇章,这为我们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新路径,即集世界各国之力共同打击腐败这一人类公敌。适时调整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适应公约的要求,加大反腐败国际执法合作的力度,让贪官污吏真正无处可逃,是当前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论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的立法完善

完善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具有必要性与现实性。建议制定我国《反腐败法》法典,在国内法的宏观层面规定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并在宏观层面完善我国反腐败的其他机制;建议完善反腐败犯罪的实体规范,严密法网,具体包括扩大腐败犯罪的主体范围、完善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进一步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设置更为严格的死刑量刑标准,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在法律上废除对腐败行为适用死刑;建议在程序法方面完善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的程序机制,具体包括建立刑事缺席审判机制、完善我国的引渡制度、完善腐败所得追回与赃款的分割制度、确立资产追回程序中的推定制度、建立我国反腐败的民事诉讼机制。

十六大以来中国开展的反腐败国际合作

面对腐败犯罪国际化的新形势,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反腐败领域同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加强了国际司法协助立法;逐步建立起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全方位围剿’体系;追回了大量腐败资金、缉捕了一些潜逃腐败分子,对腐败分子形成威慑;注重向国际社会宣传我国反腐败的坚定决心、指导思想和显著成效。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要本着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尊重差异、注重实效的原则。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框架下,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是我国进一步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本思路。

论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的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国际反腐司法合作机制,为世界各国合作打击跨国腐败犯罪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作为《公约》的缔约国,为了更好地在《公约》的框架内开展反腐斗争,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防治腐败犯罪的相关立法和配套制度及措施,但与《公约》规定的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相比,我国的法律仍存在腐败犯罪的认定标准与《公约》不协调、死刑配置阻碍引渡合作以及缺乏统一的司法协助法律体系等问题,这无疑会成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反腐进程尤其是防治跨国腐败犯罪的严重障碍。因此,我国亟须完善相关刑事立法,使腐败犯罪的认定标准进一步与《公约》接轨,并废止腐败犯罪的死刑,同时应尽快出台《刑事司法协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