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三体石经研究状况概观

随着出土古文字材料的不断增多,魏三体石经也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鉴于此,本文对历代三体石经的研究状况作了概括总结,按照时间顺序就集拓残石、考镜源流、立其碑图、题跋拓本、编纂字典及文字研究等若干方面的内容作了简单介绍。

三体石经古文“裼”与战国文字“■”辨议

三体石经古文借"裼"为"狄","裼"从衣、易声,石经古文"易"旁省讹、移位而形近于"爪"。战国文字"■"从爪、从卒(衣),由甲骨文"■"字省写变异,是"卒"的异体;"■"与"裼"无关,在战国文字中不读为"狄"。

《三体石经》刊刻时代考

《三体石经》刊刻的时间在历史上有两种说法,源于《后汉书》则称为汉末所刻,源于《晋书》则称于魏正始年间所刊。历史上主汉者有杨衒之、张参、司马光、欧阳棐等人,主魏者有魏收、郦道元、赵明诚、王昶等人。主魏者在近现代有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杭世骏、王献唐、张国淦、孙海波、吴维孝、于右任、刘传莹、马衡等人,而主汉者只有王照留有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文字。本文从史籍、文本、书法三个方面进行考证,论述《三体石经》属于汉代所刻。

日本藏三體石經考述

日本藏有五方三體石經殘石,皆民國時期出土於洛陽太學舊址,其中兩方藏於書道博物館,一方藏於有鄰館,一方藏於京都國立博物館,還有一方下落不明。日藏三體石經保存了《尚書》與《春秋》的古文經本,反映了漢魏時期的經學發展演變,具有極高的文獻學價值。本文考述其名目、存況及收藏源流,並就經文校理與經碑復原加以嘗試。

以魏三体石经校读今传《尚书》一例

三体石经刊刻于魏正始年间（公元240年左右），虽然残存的字数有限，但仍能大致反映出《尚书》在石经刊立时的基本面貌，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异文，更是对今本《尚书》的理解和校读尤具有意义。这里以《尚书·大诰》“不敢替上帝命”为例，试作说明。

章太炎对三体石经之认识与其《尚书》研究

章太炎从李根源处初见光绪显世三体石经《君奭》残石剪裱拓本,已是三十年之后。初得时认识不深刻,与于右任、胡朴安诸人有书信讨论。及至得到洛阳新出《尚书·无逸》和《春秋》大块残石,才得以深入研究。太炎研究之重点原在古文字体,因弟子吴承仕询问《尚书》诸问题,书函往复讨论,乃重视《古文尚书》作者问题,提出《古文尚书》始于郑冲,三体石经书者为邯郸淳及其弟子的先后转写。

三体石经古文书法考

三体石经中古文问题,清末以前因相关资料有限,学者多众说不一。在前人基础上我们认为,《四体书势》中的"转失淳法"即与古文编纂、书写方式有关,在古文字体未变的情况下,未以淳法为标准,而是树立了石经古文新的书写方法;三体石经是在具备主持者统一与整理的前提下进行的皇室工程,主持者指向张揖;三体石经的书法风格经过当时人的整理与修饰,受到小篆影响,并具备时风,开启了古文书法新的书写风格,影响深远。

张钫旧藏《三体石经》册考述

《三体石经》册，共48页，内页尺寸高26厘米，14厘米，每页5行，每行古文、小篆、隶书三种书体，各有3字、共9字，全册字数达2100多字。前后因有夹板保护，页边四周虽散开霉烂，内页却丝毫无损。

試論品字式三體石經刊刻於北齊鄴城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漢魏洛陽故城太學遺址出土了两種三體石經殘石。一種爲三體直下式,即一個字的三種書體依照古文、小篆和隸書的秩序上下順列,經文爲《尚書》和《春秋》,係曹魏正始年間所刊刻。一種爲三體品字式,即一個字三種書體的排列爲古文居上,其下小篆在右,隸書居左,呈品字組合,經文爲《尚書》,刊刻時代衆説紛紜。两式石經所據經本有别,古文不同,書法相異而各具特色。品字式的書法符合北朝晚期特點。東魏遷都鄴城後移來漢魏石經已不完整,北齊或於鄴城修立補刻石經,北周徙鄴城石經於洛陽以修復舊都,終致品字式經碑殘石出土於太學遺址。

玉吅读碑——三体石经识小

汉代官方用今文家言,古文家不受待见,刘歆以来几次谋求立古文于学官都以失败告终。熹平石经所刊定者,即是今文家的标准本。既然是今文经学,所以就用隶书一体写刻,于是被称作"一字石经"。但古文家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卢植是大儒马融的弟子,上书请求"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并希望"裁定圣典,刊正碑文"。皇帝认为不是当务之急,没有答应。

孙海波《魏三字石经集录》所收《君奭》、《多方》残石真伪辨

20世纪20年代,约有数百方三体石经残石先后在洛阳附近出土,由于当时国运多舛,多数残石出土后并没有得到妥善保存,有的甚至流落海外,至今下落不明。所以孙海波《魏三字石经集录》一书中所收部分拓本的真实性曾一度受到质疑。如商承祚先生便曾撰文指称《君奭》、《多方》残石为伪刻。实际上,被商承祚先生斥为伪刻的《君奭》、《多方》残石与其他残石所刻的《尚书》文字相比,结构、用笔、字体风格并无二致,许多字甚至是出于同一人的手笔。因此,被商承祚先生斥为伪刻的《君奭》、《多方》残石其实不伪。

谈偃师焦村魏石经《尚书·无逸》残石

1978年,洛阳汉魏太学遗址东南约18公里的偃师焦村之野发现一块刻有古文、小篆、隶书三体之曹魏正始石经残石,6行19字,经文“家……勤劳……不则……昔在……宁……外”,为《尚书·无逸》篇开首,复原后知为正始石经第廿石中心偏左部位残石。

汉魏石经不应混为一谈

《辞源》(修订本),自一九七九年出版第一册以来,至今全书四册都乙出版,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辞源》是我国目前影响最大的工具书之一,然而,书中仍有某些小的失误,如不及时订正,恐将贻误后学,如在第一册第五十一页'三体石经'条下注:

上古手寫體筆法傳承與侯馬盟書

論文探討了象形字仿形的圖畫特徵,後借助書寫性簡化的手段,分解仿形綫條,重新結構字形,開始有了書寫特徵,筆順、筆畫、筆法則隨之産生。其時間早于正體大篆,而後者的“篆引”筆法受書制字範工藝的回饋,逐漸形成標準,遂與手寫體分途發展。侯馬盟書的筆法上承西周,下啓戰國黄河流域書風,與漢代發現的戰國“孔壁古文”關係頗近,故可與三國魏三體石經古文、《説文解字》古文同源。衛恒《四體書勢·字勢》所美對象爲戰國魏國作品,乃晋系傳承,是兩千年書論唯一稱述古文書法的文章,大有益于對侯馬盟書書法的認知與審美。盟書爲日常用字,較爲潦草,而先民在實用中是如何傾注其天淳而成就大美的,很值得關注。温縣盟書同爲晋系文字,除部分縱横肆意的風格與楚簡類似外,其餘與侯馬盟書大體一致,比較兩者異同,或可有新的發現。此外,侯馬盟書大都爲朱書,筆法多圓,與墨迹的輒出鋒穎棱角有所區别,這種情况并非由筆法致異,而是古人早已揭示的“得朱則肥,得墨則瘦”使然。上古書法與文化的關聯較强,以至于東漢古文經學大盛,古文書法亦隨之興起,依然在延續這種風氣。後來把古文寫成蝌蚪狀刻入石經,也有着相同的意義。

《说文解字诂林》失收文献浅论

《说文解字诂林》,丁福保(1874-1925)编,刊于1928年。本书分为前编、正文、后编、补编、附编和通检等几大部分,共66册。正文之前有各书叙跋、六书总论、《说文》通论,是为前编;正文之后收逸字、外编一类为后编;又于编写之中,网罗遗漏,辑为补编;另以《六书音均表》附于全书之末作为附编。《诂林》虽然汇罗美备,但仍有不足之处。一、主观原因一由于与编纂理念不同而不收。丁福保认为,这些书大多受宋明理学影响,与其尊崇汉学的编纂思想不相容,所以绝不收。

章太炎之尚书学

二十世纪初期出土的石经《尚书》等文献,与敦煌文献、甲骨文、大内档案,被誉为现代中国学术最重要的历史发现,为古史研究开了无数法门。章太炎是儒家经学研究的大家,对儒家经典有极为细致的分疏与研究,对于新发现的《尚书》石经,章太炎给予极大关注,拿出相当精力致力于《尚书》的疏通、校理、考订,对于平息经今古文之争,做了极富启发意义的工作。

章太炎先生篆书墨迹序

我国自有文字以来叠经演变,甲骨钟鼎皆商周之古文,秦汉而后,始兴小篆。从书法言之,各有美妙,而前者结体又富于变化。自秦始皇统一文字,悉从小篆。结构则一,而体势各异。李斯所书泰山、琅邪、峄山、会稽诸刻石,蓋奉勒之作,往往严整有余,而流利不足。汉之嵩山三阙,吴之禅国山碑,皆有一脉之传,而均见流畅。天发神谶则篆隶相参,独创一格。正始中刻三体石经,有古文有篆隶,篆文则严正有格,古文则旖施舒卷。

郑珍对古文的研究

郑珍对古文的研究,主要见于他的《汗简笺正》一书。①古文是春秋战国时代通行于东方六国的文字。秦统一中国以后,通行李斯所定小篆,古文逐渐废止·但是,作为汉字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种字体,古文仍占有相当的地位。研究它,对于探究汉字的起源演变,探究汉字的形、音、义及其相互关系,都是很有意义的。后世系统搜集整理古文的著作,最早当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次推北宋郭忠恕的《汗简》。《说文》共收录万余字,其中重文千余。重文中有的注明“古文某”,则指此字是正字的古文体。有的语言学家还认为,凡正字未列重文者,则正字或是小篆,或是小篆、籀文同形,或是小篆、籀文、古文同形。换句话说,就是这类正字中还有相当部分是古文。

传抄古文的来源和流传

传抄古文是指经过人们转传写而得以保存的古文字资料,其中以战国文字为主体。传抄古文主要保存在《说文》古文、三体石经(古文部分)和《汗简》《古文四声韵》《集篆古文韵海》《订正六书通》以及少量碑刻等材料中。本书以上面提及的古文材料为研究对象,对传抄古文的价值、版本、时代、国别、形体特点、考释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综合性讨论,以期建立一套古文研究的理论体系。作者除了对相关材料进行整理以外,也对过去阀释或有争议的古文形体提出了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