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向心力”视野中的“党民法三统一”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人民当家作主……要支持和保证国家政权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1〕如何从理论上阐释“党民法”三者的关系,事关全局。引入“政治向心力”〔2〕的学术框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地位能够进行有效的阐释。从“政治向心力”这一框架切入,可以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战国之前的治国方略体现为“礼乐合一”,即通过君子之礼和众人之乐来实现儒家的治国。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之前的治国方略体现为“礼法合治”,即通过在儒家伦理之内植入“君主之法”〔3〕。这两个阶段的治理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内在伤害,就是只有自上而下的君主意志,仅仅代表君主和官僚的利益,而不能代表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利益,普通民众没有常态化的自下而上的表达机制。这个纯粹的政治向心力体制直接导致了中华文明在面对强势的西方契约文明时一败涂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是中华文明的第三个阶段。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对礼法合治进行改造的社会治理模式,可以将其归纳为“党民法三统一”。即在儒家的德治基础上,对法家之“法”进行再造,植入自下而上的人民契约,将“君主之法”改造为“人民之法”。

论金九与重庆时代的韩国抗日复国独立运动

在韩国独立运动史上,重庆时代是比较重要而又特殊的时期。打开这段尘封的历史,你或许因为金九自传中仅仅8页的记述,因而难以理解当日的艰辛和韩国独立运动事业发展的过程与意义,更难以体会独立运动领袖金九的贡献和作用。其实正是这一时期,一是韩国独立运动右翼党派在中国国民党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