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集》的新诗观

《三叶集》作为三个诗人友情的见证,提供了个人的诗歌观点,也给研究早期的新诗观提供了线索。三人观点存在差异,但是创造的精神、启蒙的理念和对自由的热爱却是共有的。

论《三叶集》《女神》对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

《三叶集》蕴含丰富的诗学信息。郭沫若等在《三叶集》中有关"人格忏悔"的探讨,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场",一个反思性"内面"得以登场。在诗学意义上,这标示着现代抒情主体的裂变与生成。《三叶集》建构的诗学观念在诗集《女神》中得到具体显现,二者构成互文性文本。《女神》显著的艺术特质是以抒情为本,确立了抒情的诗学本体地位。《三叶集》与《女神》共同推进了抒情主义诗学的建构,在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价值。

从《三叶集》看郭沫若早期新诗观念及其他

《三叶集》是宗白华、田汉、郭沫若早期的通信集,其中涉及到关于新诗的讨论以及其他,从中可以看到早期白话新诗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与探索,并了解不同诗人在早期不同的诗歌观念。

从《三叶集》看诗人郭沫若的性情人生

阅读《三叶集》这一特殊的文本,从中抽绎出郭沫若的性情人生,体现在三个方面:在细密沉醉的日常感受中放纵与节制生命冲动;在真理与梦境、理智与直觉的矛盾冲突中体味平凡人生;性情投射间雄浑的艺术世界喷薄而出。通过探寻,企望能更确切地理解作为诗人的郭沫若和他的艺术世界。

论郭沫若对宗白华美学思想的影响——再读《三叶集》札记

《三叶集》的美学意义 近几年,无论是对郭沫若美学思想的研究,还是对《三叶集》的研究,都有长足的进展,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论著。但是,目前读到的有关文字,大多是对郭沫若美学思想本身进行研究,往往缺乏横向的比较,更少有在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系统观念指导下,对郭沫若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地位、影响、作宏观的、整体把握的研究。

论郭沫若《女神》中“剧曲”的生成——以《三叶集》及相关史料为中心

《女神》中的“剧曲”是郭沫若戏剧创作的起点,而以往研究大多受到郭沫若自述的左右,只看重其翻译歌德《浮士德》的影响,或者主要探究其诗性特征,而忽略其戏剧性。郭沫若、宗白华与田汉三人笔谈式的通信,涉及大量西方近代剧及日本有岛武郎的戏剧等,不仅催生郭沫若用戏剧表达社会问题,而且提供了象征形式的借镜。另外,约稿和媒介等文学外部因素也促使郭沫若采用“剧曲”,化用传统,传播新思想。

《三叶集》对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话语建构的美学价值

在新中国建设初期,文学扮演着想象、建构民族国家的任务,文学思想家、革命家们进行了多维探索,在尝试中不断向前推进,以期勾画出现代中国文艺的审美原则与艺术批评规范。集“文化批评家”宗白华、“创作家”郭沫若、“文艺批评家”田汉三人诗学研究的《三叶集》,在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三人围绕“新诗人人格”,从人的主体性出发完成了中国现代新诗理论建设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的内部路径,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特色,以及对于“诗形”问题的研究,显示了作为文艺批评者的现代美学意识,从艺术批评角度为我们确立了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的合法性,对于当代诗歌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书信视角与空间关系:《三叶集》的几处细节

1920年5月,郭沫若、田汉、宗白华的20封通信汇集为《三叶集》,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该集不仅被视为五四时期文艺观念的一种代表性论著,也被视为最早的中国现代作家通信集。从作家书信的行为实践和历史现场特征来看,它们为文学历史图景的再理解提供了一种近距离的审视,其中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往往显得更为生动亲近,且弥足珍贵。《三叶集》由'原不曾有意发表出来'到'请求诸君作公开的讨论和公开的判决'[1],无疑是以其所包含的多个文艺问题讨论、作家直率真切的文艺观念陈述,而与'五四时期'的历史寓意契合.

个性与人性的纠缠--从《三叶集》看“恋爱”的发现

《三叶集》是郭沫若、宗白华、田汉三人的通信集。以郭沫若的婚恋经历为触发点,《三叶集》展开了大量关于恋爱观、人性观以及中外文艺的探讨。后世学者所说的"‘恋爱’的发现"在《三叶集》中已然发生。《三叶集》呈现出了"‘恋爱’的发现"的一些复杂面向: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即便接受了现代的恋爱观念,其心灵仍然不能得到平静,以至于不得不进行大量关于"人性"的痛苦思考。同时,他们对外国文艺的接受也与其经历、感受密切相关。假如"‘恋爱’的发现"是个性追求的表现的话,"人性思索"却又显示出,五四知识分子并未超脱于新旧伦理观的冲突。借助《三叶集》这一样本,可以揭示出五四时期"‘恋爱’的发现"的复杂性。

关于《三叶集》

一位父亲、两个女儿合出一本诗集。名曰《三叶集》,这在我四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尚属首次经见;也许我读书太少,孤陋寡闻了,不过,我要讲我自己的真话。父亲任宝常,女儿任艳丽和任艳玲,三个人的诗稿我一气读完,非常高兴,忽然想起"青出于兰而胜于兰"这句话,又仿佛重新悟到:诗,是青年人的艺术。

《郭沫若散文选集》序

鲁迅说过这样的话: 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鲁迅全集·书信·致杨霁云》) 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证明:鲁迅的这一番话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散文就大不相同了,唐宋之后,明清以来,都曾出现过新的高峰,到了“五四”时期,更是百花齐放,

一个蕴蓄时代苦闷的爱情之《瓶》——也谈郭沫若诗集《瓶》

郭沫若的爱情诗集《瓶》,自一九二六年四月在《创造月刊》发表后,不同的意见长期存在。我们认为,谈《瓶》的思想,纠缠在是反封建还是个人哀怨,多少有点隔靴搔痒;而谈《瓶》的艺术则不能不深入诗人审美的深层心理,只有深化对五四精神内涵的认识,重视《瓶》的美感特点,才能比较正确地理解《瓶》。 诱发郭沫若创作《瓶》的契机,是1925年正月十四,诗人收到一封署名“余抱节”、邀他游览西湖观赏梅花的信,以及扑空的杭州之行。这场恶作剧,给他带来了自传体散文《孤山的梅花》和爱情诗集《瓶》的创作收获。有趣的是,这封来信并无桃色意味,而是诗人自己从字迹秀丽和文句柔和,“自然而然”地推断“余抱节”就是信中所提的“余猗筠小姐”,进而浮想联翩。

新文学出版在“五四”语境中的嬗变

“五四”新文学出版与“五四”特定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本文追溯了“五四”新文学出版由“非自觉”到“自觉”的演变过程 ,认定“五四”新文学出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对出版业文化品格的要求 ,也是出版业对新文化运动予以“情感认同”的结果。新文学的日益繁荣、出版者在文化形象自塑中追求文化商人价值的内源性因素 ,共同达成了“五四”新文学与出版的“互动效应”。

郭沫若和唐诗

郭沫若的新诗创作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有着怎样的关系?！至今,还没有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因而,不能全面地、科学地认识郭沫若的诗歌！本文想就郭沫若和唐诗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郭沫若与德语文学翻译

郭沫若译介的德国文学是极其重要的,共翻译了12位德语作家的54个作品。郭沫若的德语译作主要是从德语译出的,《三叶集》已经有了德国文学翻译的片段。郭沫若的《浮士德》翻译标示了一种特殊的、成熟的"郭沫若式"翻译风格,即译文一般追求白话与文言的融合;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追求译文的流畅,韵律自由;译文主要是艺术的创造,有明显的汉化改写;译文普遍感染了译者鲜明而强烈的主观情绪。

漫长的孕育期

明年是创造社成立的七十周年,本刊特辟出专栏,以志纪念。郭沫若既是创造社的创始人,又是它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郭沫若早期的文学活动,与创造社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创造社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早期郭沫若的思想和创作,无疑会大有裨益。本期刊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黄淳浩同志《漫长的孕育期》一文,此文是其专著《创造社漫论》第一章的第一节。愿能对广大研究者有所启迪和帮助。

郭沫若早期理想人格及其内在欠缺

郭沫若在诗论的基础上提出对现代人格建设的构想。他在《三叶集》中对理想人格做了初步描述,并展现于《女神》中。但是这种理想人格无论是在诗论中还是在作品中都有肤泛之嫌。而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

诗人的泛神论

什么是泛神论?一般认为,泛神论是流行于16——18世纪西欧的一种哲学。其代表人物为意大利的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荷兰的哲学家本涅狄克特·斯宾诺莎(1632——1677)。泛神论哲学的基本观点是:神是非人格的本原,这个本原不在自然界之外,而是和自然界等同。具有唯物主义倾向。斯宾诺莎认为:神决不是人,而是实体(自然)本身。“

从郭沫若的血缘意识谈到他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

已经有许多研究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五四”时期,郭沫若表现出了最强烈的反抗精神、最突出的叛逆姿态,但是,他却在“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异于其他“五四”先驱的态度。他在《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一文中公开告白:“我们崇拜孔子,说我们时代错误的人们,那也由他们罢。

郭沫若的感情生活与泛神论思想

《三叶集》大部分篇幅是郭沫若矛盾痛苦心灵的忏悔。其天性放荡不羁,但传统和良知又使它不能尽情迸发。他充满自卑又不能泯灭自负,这成为它接受泛神论的心理基础。一方面浓重的忏悔意识使他企慕完美人格;另一方面其伦理意识仍然屈从自由天性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