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政治”到“精神政治”——评《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价值重构》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价值重构》通过在现代市民价值观下的种种市民想象和都市物质文化符号的重新组合,指出了现代市民小说全新叙事方式的构建,试图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突围,实现现代性的追求。该书通过对"生活政治"的阐释,进一步深入到现代市民的精神内核,揭示现代市民价值取向的转变与精神立场的转型,从而建构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城乡转型期中国市民的精神标本,以期昭示都市化进程中的市民意识与市民精神问题。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中的“都市漫游者”叙事研究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街头也现出了19世纪波德莱尔提出的"都市漫游者"。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等是"都市漫游者"最积极的实践者,而施蛰存、张爱玲等作家则赋予了"漫游者"以灵魂。"都市漫游者"特征不仅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上,也体现在他们的叙事技巧、思维模式上,这种新的都市意象的形成潜藏了一定的价值观转型意义。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美学价值

现代市民小说是以现代市民为描写对象,在评判标准上反映并且肯定现代市民价值观的小说创作。随着市民概念的更新,市民小说内涵与外延的重组,一些习惯上认为是雅文学、精英文学的作品划入了市民文学阵营,而一些习惯上认为是通俗文学的作品却因其低俗性和小市民性被市民文学阵营清除出去。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呈现出显著的雅俗互渗与大众化追求特征,究其根本,是现代市民价值观在其背后的驱动力。

1930—1940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恋物特征

1930—1940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在叙事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恋物特征,主要表现在恋物的列举式修辞、物质人化和人的物化修辞策略、物质细节的表意功能与情节推动力。现代市民小说以一种空间化、恋物化特征标志了现代市民新的思维模式的诞生,也标志着现代市民深层价值观的转变。

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的现代性(下)

重读评议20多部影片,可以看到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佳作迭出,群星灿烂,具有与世界先进文化同步发展的深刻的现代性。

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的现代性(上)

通过对20多部影片进行不同程度的重读评议,说明了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佳作迭出,群星灿烂,具有与世界先进文化同步发展的深刻的现代性。

早期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女性叙事策略

作为现代市民价值观的表现载体,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整体上具有阴柔的女性气质。从当时上海的社会现实来看,女性在城市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呈现出一个女性化的消费文化语境。这种"女性"特征与主流地位的民族/国家叙事所呈现的某种"男性"特征相对立,形成了两种文学观的对比。正如女性本身在社会相对于男性的弱势地位,日常生活话语相对于启蒙中心话语的弱势地位,体现了女性气质的现代市民小说也不可避免地被主流文学史所遮蔽。

论空间体验叙事转型下的现代市民小说价值观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现代市民赖以生存的城市逐步成熟,上海城市公共空间与日常空间逐步成型,而这正是现代市民生存空间的两大系统,他们是现代市民生活的两副面孔,形成了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叙事转型的两种不同维度和价值取向:三十年代现代市民小说的以公共空间为中心的"震撼体验"叙事,形成了趋时求新为主要基调的市民价值观。四十年代现代市民基于日常生活的深度叙事,生本位成为现代市民价值观的主导倾向,而这两种价值倾向的核心都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市民人本追求。

公共空间视野下上海现代市民叙事的空间化特征

"上海现代市民叙事"是指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施蛰存等作家创作的、反映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生活与价值观的现代市民叙事文学。"公共空间"则是在这些叙事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在20世纪30年代市民叙事中公共空间大量出现,文本中的公共空间在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性格、影响叙事视野、改变修辞方式上都发挥了很大的叙事功能。它使20世纪30年代现代市民叙事呈现出全新的空间化特征,也标志着现代市民深层价值秩序的逐步形成。公共空间给我们进一步考察都市生活与市民叙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20世纪20—40年代通俗小说在上海小报上的传播

单行本、杂志、报纸(小报、大报副刊)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三种最重要的传播媒体,同时也是现代文学的三种文献形式。小报保存了大量的通俗文学资料。在上海小报发展史上,20世纪20—40年代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小报小说家。在报纸经营和小说家的职业化方面,能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现代市民小说的女性特征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整体上具有阴柔的女性气质,在文本的叙事方式、情节模式和思维特征等方面都有鲜明表现。这种女性气质一方面来源于现代价值观的女性特征,另一方面来自当时现实语境的软性风潮。这种女性特征彰显了被"国家/民族"男性叙事系统遮蔽的女性叙事,体现了现代市民小说的独特性。

描绘现代市民社会的世俗人生——新市民小说论

新市民小说以对都市社会各色人等生活的生动真切的描写，展示了都市社会的奋斗与挣扎；在对市民社会中爱情的游戏、欲望的追求、情爱的失落故事叙写中，显示出对现代都市人生活态度人生观念的观照与剖析；在对人情的淡薄、人性的沦落异化、官场的风气不正等社会阴暗面的揭示中，体现了作家对市民社会的思考与批判。新市民小说的作家以对现代城市生活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拥抱精神，运用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手法，让城市生活大量进入文学创作视野。

上海现代派小说的都市文化意识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现代派小说,从整体上看表现出了深深的都市文化意识。它主要表现在对都市生活的现代性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多手法的描绘;对都市人深层心理的挖掘;现代派艺术手法的大量运用。

文学生产与“新市民小说”的发生与淡出

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推进,使文学期刊普遍面临着发展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文学》在1994—1997年间精心策划了“新市民小说联展”以应对生存危机。但在“新市民小说”这一文学专栏的生产过程中,期刊、作家、批评家互相掣肘,先是批评家质疑文学命名的合法性,再是期刊的编辑理念与作家的创作心态产生冲突,最后作家的创作实践又引发了评论者的担忧。在整个策划事件始末,《上海文学》表现了一个纯文学期刊为拓宽严肃文学道路付出的不懈努力,而“新市民小说”的迅速淡出却说明了刊物所依赖的传统作协的生产机制已经不再适应1990年代的文化市场,它采取的“命名先于现象、理论与创作并行”策略也存在重重矛盾。所以任凭期刊如何费尽心思为“新市民小说”摇旗呐喊,此次策划实践终究难免失败的命运。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统市民小说与“鸳鸯蝴蝶派”

瞿秋白先生在1932年观察到:波澜壮阔的激荡人心的"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大小城市的通俗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正当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有教养的阶级,用新的白话文,忙于鼓动民族精神、提倡科学与民主、提倡妇女解放、抵制帝国主义、反对旧的传统礼教的时候, "中国劳苦大众在文化生活上仍然处于中世纪状态"(瞿秋白语。请参阅《瞿秋白文集》,1953年北京版,第二卷,第885页——原注)。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统市民小说与“鸳鸯蝴蝶派”

瞿秋白先生在1932年观察到:波澜壮阔的激荡人心的"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大小城市的通俗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正当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有教养的阶级,用新的白话文,忙于鼓动民族精神、提倡科学与民主、提倡妇女解放、抵制帝国主义、反对旧的传统礼教的时候, "中国劳苦大众在文化生活上仍然处于中世纪状态"(瞿秋白语。请参阅《瞿秋白文集》,1953年北京版,第二卷,第885页——原注)。瞿先生强烈感到这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一个"病征"。

论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的“前现代”质素

中国现代三四十年代的都市小说流脉在进入五十年代以后发生断裂，这已经成为研究者们的共识。革命对现代城市的偏见及其在重返城市后对之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的书写范围被严格窄化为工业领域的生产斗争，工人阶级取代现代都市文学中的摩登男女、庸碌市民而成为城市生活的主体。

解读新都市小说:在市民文化精神的视野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新的市民阶层，中国新都市小说迅即崛起，带来了新都市小说的繁荣。这些作品表现出对新市民生活理想、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认同，充满市民文化精神。然而，当前许多的研究忽略了它们生成的本土性——中国语境，大多硬套西方时髦理论来解读新都市小说。其实中西文化、文学、历史等迥异，

现代性爱视角观照下的海派小说——评《现代性内涵的冲突——海派小说性爱叙事》

根植于现代都市文化的海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其文学史地位一直饱受争议。然而，海派作家以其大量的充满商业才情的文学作品，迎合了读者的审美趣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都市消费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了“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