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凿齿与王夫之的三国正统论比较

正统论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和史学史中频繁遇到的问题,许多史学家在撰述历史时都要花费笔墨去论证王朝来源的合法性、合理性。习凿齿和王夫之在分析三国及以后的历史时,处于不同的时代,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撰写专文讨论正统论,在历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分析二人正统论的异同,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古代正统论的核心问题、主要观点及其流变有一定的意义。

探析苏轼史论文中的“三国正统”观--以《魏武帝论》和《诸葛亮论》为例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在衰微腐朽的乱世中鼎足而立,各自展现了其不同的立场和政治主张。自宋朝始,对魏、蜀、吴三国孰为正统的讨论正式展开,苏轼写作《魏武帝论》和《诸葛亮论》,以对两个具体历史人物的分析为切入点,展开了对曹魏和蜀汉两个政权的思考。他认为曹操和诸葛亮在用人和战略布局等方面各有千秋;也并没有一味推崇某一个政权。苏轼观点的形成既与他本人的遭遇有关,也可以看成是北宋"三国正统论"过渡时期的一个缩影。

《资治通鉴》对《三国志》诸葛亮评语及正统问题的处理

陈寿《三国志》问世后虽广受好评,但有两处问题一直备受后人争议,其一是对诸葛亮的评价问题,其二是三国正统问题。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对这两个问题做出了富有个性的处理,与同时期的理学诸儒相比,有同又有异。这应当与司马光的史学家身份和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学术环境有关。无论是司马光还是《资治通鉴》,尚可以将其置于两宋理学发展演变的学术大背景下继续加以观察。

从道德批评到历史认识——宋至清关于三国正统书写者的评论转向

自西晋陈寿作《三国志》以魏为居正,孰为三国正统,历代争执不休。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出,尊刘反曹之正统观深入人心,方为《三国志》以来的三国正统之争划上句号。《三国志》以降,三国正统说虽众,但“皆自善其所见”。惟宋明以来“尊蜀”论者往往对陈寿、司马光为代表的“尊魏”书写者加以道德谴责,斥责他们妄肆私意,崇伪黜真。清代虽延续前代三国正统论中道德批判的余绪,但学术界主流意见却更多地秉持“设身处地”的立场,将三国正统论者置于其身处的历史图景中加以分析。这样一种转变在思想史上的背景是宋明之学与清学的分野,前者高举纲常伦理旗帜,论事论人论史皆以道德裁判,以伦理为标准。后者以平恕为立场,强调“以我之情絜人之情”,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从而标志着史学思想、史学认识的深化和成熟。从全球史的背景上观看,这样一种转变又与18世纪以降西方史学思潮从道德批评转向历史主义的动向不谋而合,这种东西方史学思潮的共趋性为史学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