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百年三国西晋政区研究述评

三国正史无地理志,唐初史臣官修《晋书》于地理颇多茫昧,《地理志》舛乱殊甚,由此导致对三国西晋政区研究异常困难。有清以来,洪亮吉、谢锺英、吴增仅、杨守敬、毕沅、方恺等数辈学者攻艰克难,致力于斯,取得了空前的研究成果。建国以后,梁允麟、陈健梅或继承朴学传统,或引入新思路,在此领域更进一步,创获颇丰。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某些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三国西晋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

前段时期,笔者先后以《西汉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东汉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为题,探讨了两汉时期各地区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面貌①。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而言,三国西晋承两汉之绪,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

三国西晋陵寝制度新论

三国西晋时期的陵寝制度呈现出诸多新动向,这些新动向远非过往学界所理解的"衰落"这么简单。曹魏、西晋陵寝制度大致沿着同一方向向前发展,墓祭、谒陵之风大为衰落,陵园建制简化的局面逐渐确立;同时,曹魏、西晋也在地下埋葬方面各自确立独具特色的等级标识。南方的孙吴政权在较多继承汉代传统的基础上,于下游上坊、采石二陵墓区内形成了较为明晰的等级秩序,却在中游的鄂州、武汉二陵墓区遭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僭越"。总体上,曹魏、西晋所确立的新动向,虽然被"永嘉之乱"中断,但还是对后来北方政权有一定影响。孙吴陵寝制度,则受限于自身政治军事环境,对当时统治区内部和后来的南方政权影响力均较为有限。

错金银抱鱼铜带钩的年代与内涵

错金银抱鱼铜带钩形制独特,构思新颖,制作精美,堪称铜器铸造工艺的经典之作。在全面收集此类带钩的基础之上,笔者通过对其材质、工艺、形制、铭文和图像等方面进行细致的观察与分析,认为它们源自同一带钩铸造传统,甚至可能是出自同一作坊。再根据有出土背景的材料进行推断,认为这类带钩的制作年代大致在三国时期,而不是以往学术界所说的两汉时期。仅少数带钩的使用年代延续到了西晋。整个带钩的造型为神人抱鱼主题,其图像来源于湖南、湖北一带的早期艺术题材。这类带钩出土范围的集中性也暗示,其构思可能源自古代三苗先民的祖先神。铭文内容则进一步显示,其整体寓意可能是佩戴者希望通过某种神奇的魔力以达到骁勇善战的心愿。总之,此类带钩虽然流行时间较短,但是分布范围较广,是三国西晋时期中高级武将身份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