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三区论”与王铭铭的“三圈说”的比照分析

在已经开展的国内外费孝通研究中鲜有涉及对费孝通学士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的再考察与再分析,王铭铭所做的相关研究亦是其中的一例。他于近年来提出"三圈说"来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并对自己的"三圈说"以及"中间圈"进行了诸多的历史追溯与谱系建构工作,但遗憾的是,他却并未注意到费孝通在1933年的《亲迎婚俗之研究》一文,而这篇学士论文却恰恰已在具体经验研究的层面对王铭铭通过"三圈说"而主张和提倡的反思、对话与提升工作进行了实践。本文则是通过对费孝通的"三区论"与王铭铭的"三圈说"的比照分析,试图指出费孝通这篇学士论文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以期学界对此篇论文采取重视的态度,认真研读和学习。

从弗思的“遗憾”到中国研究的“余地”

从汉学人类学疏离于一般人类学的过程,中印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与影响力比较,人类学大师的有关经历与论著,侧面反映了人类学中国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留下的余地。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要成为一个有世界意义的"地区类型",就要在学科内部探索人类学知识与"当地思想"的"现实表达"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出于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必要性的深刻意识,人类学大师对中国人类学才产生一个共同期待:文明社会的人类学。但是,海内外中国人类学在此方面的研究,并未达到本应达到的水平。致力于中国研究的人类学若要对世界人类学有所贡献,那就需要"反思地继承"前人成就,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历史上的文明、政治文化的历史动态过程、帝国宇宙观展开深入研究。在中国研究中进行有历史基础和关怀的人类学研究,将对世界人类学的理论探讨和当代世界文化关系的处理产生重大影响。

人类学视野下藏学研究相关问题探讨——访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

王铭铭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文章主要围绕人类学与藏学研究及人类学学科与藏学学科间的关系对王铭铭教授进行了访谈,着重探讨了"藏彝走廊""三圈说""中间圈"和历史人类学等概念的界定问题,藏学与人类学的结合问题,神话、宗教仪轨、"广义人文关系"等研究领域内的相关问题,并对探究藏学人类学相关主题的思路提出了看法。

人类学与“我们的人类学”

欧洲人类学曾以三个世界来形塑其研究的地理视野,包括古典世界、欧洲民俗世界及原始人的世界。中国人类学也有过依照三个世界来圈定认识范围的阶段,其面貌与欧洲人类学的三个世界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三圈说”的提出,一方面与西学有关,是西方“古典时代”人类学观的转化版;另一方面它与我们所处的文明有关,是为了整理人类学之“国故”而提出的。当下,三个世界的视野对于人类学思想体系的生成和再生成仍旧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使我们能够把自我与他者都放在世界之中,能够同时展开田野工作的凝视与“世界学”的环顾,避免以民族志为方式反复制造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

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开放性视野——代栏目主持人语

"201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于9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在北京及各地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取得了预期的学术效果。经此笔者进一步认识到:在讨论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概念时,首先应该把它置放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层面上,观其整体性与局部性分布之间的交叉、适应状况。一方面有必要从整体上建立"泛传统音乐"观念,探讨其内部的汉族传统音乐、少数民族音乐、世界民族音乐三个学科分支的相互联系和共性特点;另一方面应从三者的差异性即个性出发,去认识和把握它们各自的立足点——文化本位所在,并建立起相应的互认、互动关系,亦即"互为主体,换位思考"的机制。

王铭铭的“天下观”研究历程与评论

在弗里德曼和施坚雅提出社会科学与汉学结合之后,中国人类学进入一个超越社区研究的时代。这方面以王铭铭为代表,他以对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的继承和反思为主体,直到最后形成自己对民间宗教的系统看法。作者在对"朝圣"概念的文化翻译中获得了接轨的动力,更确切地说,作者找到了"象征一体性"的中国语境。从天下观到"三圈说",再到天才观,作者行走于乡土上,感受的却是离乡土愈来愈远的历史、人物和文明,从这里开始,作者开启了一种化历史为人类学的象征·符号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