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开皇乐议”相关乐律问题探析——“三声乖应”“三声并戾”与“七十七音乖越”

隋代"开皇乐议"之中,郑译的"八十四调说"字斟句酌、环环相扣,而不乏真知灼见。其中"三声乖应"、"三声并戾"与"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诸说,反映出郑译的旋宫说尤重"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的规则,结合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可以更深入地解析这段史料的涵义。

侧调论——以姜白石侧商调为鉴

侧调是汉魏乐府相和五调之一,陈隋之际曾发展为清商乐的标准音阶形式。侧调的产生、形态与流变,对中国传统音乐宫调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年久失载,也给后世乐家带来极大困惑,成为难以解绎的千古疑难课题。该文以南宋姜白石侧商调复原研究为鉴,从“侧商调里唱伊州”的解读与局限,侧楚、侧蜀、侧羽与琴通三均说;侧调的兴起与流变等几个方面,探讨侧调的形式、生成与流变以及其深远影响。

燕乐二十八调与苏祗婆五旦七声的关系

印度南部发现的Kudumiyamalai碑铭,其中四个调名与苏祗婆"五旦七声"中的四个调名相合,而燕乐二十八调中有三个调名的形成与"五旦七声"有关。所以,自林谦三发表专著《隋唐燕乐调研究》,表达隋唐之俗乐"不外乎龟兹乐调之苗裔",甚至认为"唐俗乐二十八调,可以说是以龟兹为中介而传入了中国。而稍稍华化了的印度乐调"这样的观点以来,这种观点一直是比较主流的。本文通过对印度乐调和中原乐调的内部乐律学结构进行对比分析,深入剖析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涉及"开皇乐议"这段文本的重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