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剧视阈下的杜甫“三大礼赋”

天宝九载(750),杜甫预献“三大礼赋”,包括《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这些作品以浪漫的文学想象描述了唐玄宗祭祀老子、祖先和天地神的活动,实际是唐代祭祀仪式的文学呈现。在“三大礼”祭祀中,鬼神信仰、仪轨流程、礼乐教化等元素共同作用于整个祭典过程,明显展现出后世戏剧的种种特质。“三大礼”祭祀的目的在于祈福于天和宣扬正统,其表演以庄严的动作流程感召观看者,相当于一场官方仪式剧,展现出古代礼乐文化的教化作用。

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考辨

现今学术界基本认定的杜甫于唐玄宗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实是千年误读。实际上,杜甫是在天宝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的,这可从杜赋文本和当时历史文献资料得到证明。关于献赋的时间,历史上有三说天宝九载冬、十载、十三载。但自从钱谦益认为“献赋自在大礼告成之日”、“十载献赋明矣”以后,则众口一词无疑义。而钱氏之说是缺乏根据的。

“以土代火”与“四星聚尾”:杜甫献《三大礼赋》的政治文化背景及相关问题考述

天宝九载崔昌所献"以土代火"说系本之于阴阳家邹衍所创制的"终始五德"说,并历经隋王通、唐王勃、李嗣真等人的不断阐释,当朝廷集议讨论此说时,又适值"四星聚尾"的特殊天象发生,此天象历来被认为是有德受庆、无德受殃之兆,玄宗遂决心采纳崔昌之说,于十载正月举行三大礼、宣扬"以土代火",制造有德受庆的虚假盛典以弥缝"四星聚尾"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河北安史之徒则径将此天象看作"昊穹有命,命燕革唐"之谶,遂开始潜构逆谋,以图金土之相代。崔昌献"以土代火"说的背后是天宝末李林甫、杨国忠两大集团的政治博弈,而杜甫此时献《三大礼赋》表明其与李林甫集团的政治立场具有一致性。通过《奉送崔都水翁下峡》《封西岳赋》等诗文可知其与崔昌、卫包的关系亦较为密切,相关诗歌的编年亦需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更改。

杜甫的“事干谒”与进《三大礼赋》试论

杜甫诗地负海涵,古今独步,但他也作赋。大都是上给玄宗的。其中《三大礼赋》尤为著名。它是诗人“事干谒”投皇帝之所好,当作“敲门砖”使用的。希望敲开一官半职之门以救饥寒、展怀抱。虽然门勉强被敲开了,却召来一些研究者的微词或话病,似乎成为杜甫人品上的一个污点。

杜甫献《三大礼赋》后未能立即授官原因新考

对于杜甫献《三大礼赋》后为玄宗所赏却并未立即授官的问题,学界有拖延、作梗和守选诸说,却均不能完满地解释个中原因。实际上,杜甫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明确交待了自己献赋受赏却未授官正是由于李林甫的“忌刻”。然因旧注家未能找到天宝十载李林甫“忌刻”文士的史实,故只能以天宝六载的“野无遗贤”事释之,这种注释中的史事错置最终转移并遮蔽了研究者的视线,遂使真相失之眉睫。今从《册府元龟》所载天宝间历次求贤诏书及杜甫相关诗文考知,杜甫献赋求仕、召试文章背后正是天宝十载怀才抱器举人群体应诏之事,李林甫出于对文士的忌惮,延续了对文士的打压政策,再次将应诏文士全部斥落,故杜甫虽为玄宗所赏,却仅得出身,并未授官。

名岂文章著:论杜甫生前诗名为赋名所掩

关于杜甫生前文名大小的问题,目前学界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议,然而这些争论往往将杜甫生前的诗名与赋名混为一谈,从而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杜甫生前的诗名与赋名其实并不一致。杜甫因天宝九载冬献《三大礼赋》而骤得赋名,此后其诗名一直为赋名所掩,这才是唐人选唐诗中不选杜诗的根本原因,也是李杜生前文名主要差异之原因。杜甫的友人中少有称其诗才者,却多赞其赋才,杜甫亦常以汉代赋家扬雄、司马相如自称。杜诗中诸如"岂有文章惊海内"、"名岂文章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等,都透露出杜甫对当时这种认知错位的无奈与感喟。

杜甫的赋

杜甫的赋,今存“三大礼赋”(即“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有事于南郊”三赋),《封西岳赋》、《雕赋》、《天狗赋》等六首,前五首均为进献朝廷之作。从内容分,前四首为典礼赋,后两首咏物,因而形式上也颇多分别。杜甫作品的主要形式是诗而不是赋,但赋从汉代起已确立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历来受到文人的重视。赋体并能够表现作者的才学,能检测作者所占有的辞汇量。故魏晋以来文集莫不先列赋体。

昭代将垂白 穷途乃叫阍——谈杜甫的献赋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以其光辉灿烂的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诗以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特色及风格上的“沉郁顿挫”而著称于世。杜甫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艺术成就,一方面是他所处的时代——唐帝国由盛而衰急剧转变的时代,尤其是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那“万方多难”的时代所赋予的;另一方面则是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所造就的。

杜甫的三次陈情及政治抱负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说杜甫向唐玄宗进献的三次陈情表,“自己虽然相当得意”,以为可与司马相如及扬雄媲美,“其实并不那么高明”,甚至可以说是“恶札”。这里,我们先说说所谓三次陈情表的进献时间。郭沫若先生认为杜甫所献分别是天宝九载（750年）的《雕赋》、天宝十载（751年）的《三大礼赋》和天宝十三载（754年）的《封西岳赋》。[1]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著的《杜甫年谱》持论与此相同,但均与《杜工部集》（清钱谦益笺注）所载不符。

十年苦憧憬 长安雨寄魂——浅谈杜甫在长安的咏雨诗

杜甫写雨抒怀的诗有六十多首,借雨以抒怀,或“伤民困于重敛”,或嗔怪劝戒;其悲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 诗人困居长安十年,不仅看到封建统治者的专横、昏瞆、荒淫;而且亲眼看到了在最高统治者扩边政策下,农业经济,人民生命财产所遭受的严重破坏,特别是他个人生活的下降,使他接近了下层人民,已从思想感情上对人民怀抱着深厚的同情。所以,这期间他写的咏雨诗除了反映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外,还充分表现了诗人“穷年忧黎元”的思想。

“出门复入门,雨脚但仍旧”——浅谈杜甫诗歌中的“门”

“门”,一直被赋予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东晋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以“门虽设而常关”表明自己的归隐心志,宋人唐庚在《醉眠》中以“世味门常掩,时光簟已便”表达自己厌恶官场、追求恬淡的心境。“诗圣”杜甫也在他的诗歌中,通过一扇扇门,表明了他对儒学的继承与诠释、对功名抱负的执着、对各种现实打击及社会磨难的担忧苦愁。

唐朝的“京漂族”

"京漂族"是指那些长期在京城工作和生活但没有京城户口的流动人口。据报道,如今北京的"京漂族"多达360万人。这个数据仅指在北京居住了半年以上并且办理了暂住证的人数,如果算上短期的和没办暂住证的,估计不少于500万人。"京漂族"算不上新生事物。唐朝的时候,首都长安就有不少"京漂族"。如大诗人王维、杜甫、孟浩然等,都曾当过"京漂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