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人生中的“三座高峰”及其历史评价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巨人,在很多领域都有重要的贡献,尤其在诗歌、历史剧和史学研究方面树立了三座高峰,让后人很难超越。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与时代政治紧密结合,既为其带来了荣耀,也不断招致后人的批评与非议。面对这些批评话语,既要承认郭沫若在多方面的巨大成就,又要反思其自身的一些缺陷和失误,如此才能真正地对郭沫若做出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

试论清代篆书发展史上的三座高峰

篆书是华夏几千年文明星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曾经流光溢彩,一统天下,也经历过衰微,沉寂枯藳。篆书的笔法简单,字法固化,墨法单一,又因书写繁琐,辩识困难,这使得篆书极度边缘。中国书法在技法上的核心就是笔法、字法、墨法,篆法也不例外。邓石如将隶书的笔法大胆的糅合于小篆,使小篆的笔法由简单变的灵活多样,富有书写性和表现性。吴让之将金文,甲骨、大篆等多种经典元素融入小篆,对其结构进行重塑,使小篆的结构变的错落有致,顾盼生姿。吴昌硕对篆书墨法韵致的探索,使篆书的墨色同行草书一样,枯湿浓淡,润燥相生,极具张力。他们的创新使得篆书绝处逢生,再现辉煌。三位宗师形成了清代篆书史上的三座高峰,三座高峰承古启今,相得益彰,为清代篆书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为后世当今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如何叙述20世纪中国新诗之路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新诗是以左翼诗歌为主导、为主流的多种思潮、多种流派交相激荡的多声部合唱。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叙述,不能采取西方中心主义的泛现代性“叙述模式”,不能片面抬举个性主义写作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更不能打压主流诗歌及其代表人物的成就,应该走中国新诗发展的正确道路。20世纪中国新诗之路叙述必须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重铸百年新诗的“中国表达”。

“明清流派篆刻”的命名与“两高峰说”的当代意义

"明清流派篆刻"的名称是一九八〇年由方去疾和韩天衡共同确认的。韩天衡随即提出秦汉玺印与明清流派篆刻的"两高峰说",揭示了铜印与石章、印工制造与文人创作、实用与怡情等重要区别,在辨识篆刻传统方面具备相当强的理论阐释力。"两高峰说"与当代篆刻的勃兴繁盛相伴,与"明清流派篆刻"的命名共同构成当代篆刻的定位起点,支撑并诱发中国印章艺术的"三高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