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与三教关系论衡

三教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当把这个问题纳入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量时,许多重大思想问题都可以得到恰当、合理的解释。从佛教初传依附中国本土文化的适应性发展史开始追踪,及至佛教壮大及其与儒道产生交锋碰撞,再到三教逐渐沟通融合,最后是中国化佛教人文特色的形成,其中全面展现了佛教中国化及三教关系丰富的问题史。此外,通过对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三教关系辨析还可以尝试性提出一些新观点,并为中国佛学乃至中国哲学史研究提供一些方法论启示。

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人学”本质——《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述评

三教关系折射出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许多重大关联。《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一书抓住儒佛道三教的"人学"核心,从三教的人学教化理论、三教关系的人学融合理论、三教的完人理想、三教人学的当代意义等方面,对三教关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人学"纲领统一下三教关系史上许多疑难问题得到了恰当、合理的解释。

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韩愈、柳宗元围绕孟子“夷夏观”“义利观”“心性论”等思想展开论辩。韩愈高度赞扬孟子,认为他是“孔子之道”的正宗传承者,因此主张将其列入“道统”;柳宗元则极力贬低孟子,认为他违背“孔子之道”的真精神,因此反对将其列入“道统”。韩柳二人孟子观分歧的原因与实质在于二人对当时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二人孟子观的分歧,是对“儒学是什么”这个中唐“时代之问”的不同回答,这一分歧在宋代产生响亮回声,对宋代儒学发展方向的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儒佛道三教关系谈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的转换

要重建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应该重视百年来中国哲学史书写中牵涉到的儒、道、佛三教关系问题。因为儒学、道学、佛学不仅是中国哲学的三个主要传统,而且它们在历史上的相异互补关系熔铸了中国哲学的民族性格,而学术界编著的大部分哲学史著作或教材受多种因素之拘囿,基本上都是采取以儒家为主导的书写范式,这种范式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中国哲学的多样性,既难以构建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知识体系,也可能使中国文化的传承出现结构性断裂。如果以三教关系为视角,重写中国哲学史,可以较好地避免上述局限,也符合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教关系视野下的玄佛合流、六家七宗与《肇论》

外来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而最终成为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中国化是佛教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习俗等不断碰撞、交融和影响的过程,若从思想上看,则主要是与传统儒家和道家(道教)在冲突中交融、在交融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玄佛合流和六家七宗以及《肇论》的出现,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佛教正式登上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舞台和中国化佛教理论体系的开始初创。本文拟在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视野下对玄佛合流的形成、六家七宗的出现以及《肇论》对六家七宗的批判和对玄佛合流的总结等略作论述,以求从一个侧面来了解中国佛教在三教关系中的发展并把握《肇论》的意义与价值。

牟子《理惑论》中的三教关系

牟子《理惑论》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典籍,其在学术界曾引起广泛关注,研究成果颇多。但对其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理惑论》一书的作者及其真伪问题上,很少论及其中有关儒、释、道三教的争论及它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历史价值。透析《理惑论》一书的文本过程,揭示佛教与儒、道间的融合与冲突,及其在初传时期以迎合儒、道来为自身进行辩护,论证自身合理性的态度。

初唐儒家话语下的三教关系

贞观之治的基本治国方略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是儒家治理之道的典型体现。唐太宗的三教政策是其治理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学界一般认为,唐初三教政策是儒、释、道三足鼎立,这种说法稍嫌笼统。事实上,唐太宗取了重儒、崇道、尊佛的总体政策,具体即重儒以寻求道统的合法性,确立治国理政的主体;崇道以寻求血统的正统性,为提升皇权合法性的基础;尊佛以重建精神信仰,以为归化民心的工具。在确立儒学官学正统地位和国家民族主体信仰地位的前提下,逐渐形成了以儒为主,以佛、道补充和辅助,儒、佛、道三教并行,三元和合的思想格局。

论三教关系模式及其对“文明对话”的启示

儒佛道三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个主要的学说思想派别,它们的关系模式可以概括为"冲突——并立——融合"三种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主题,早期以接触、辨难为主题,中期以"三教合一"为主题,后期以相互融合为主题。这种以融合、共存为主要方向的文化交流模式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绝无仅有,对于当今世界的"文明对话"思潮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借鉴作用。

冯友兰的三教关系论

三教关系是冯友兰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冯友兰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运用现代哲学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儒释道三教各自的发展历程,指出宋明道学的形成是三教融合的结果,即三教合流,从而实现了对儒释道三教关系发展历程及特征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奠定了后世学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略论金末元初的三教关系——以万松行秀、耶律楚材和丘处机为例

金元时期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关系,从万松行秀与耶律楚材、耶律楚材与丘处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可窥一斑。各派在当时高唱三教合一,虽然有其现实利益的考虑,大家都希望以己为一,将对方同化;但从更深层次而言,儒、释、道在人之为人的全面发展中就有了结合的可能。

唐宋时期天台山三教关系雏论

天台地处海隅,“所立冥奥,其路幽迥”。但由于它是“山岳之神秀者”,“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因此自东晋名士孙绰写了掷地金声的《天台山赋》之后,高道、名僧、鸿儒争相遨游憩息,弘扬文教。 其实早在三国东吴时代,太常高察隐居华顶,葛玄择址炼丹,赤城、桐柏三所道观和南山六座寺庙的创建,已开天台山儒、释、道共栖之先河。中经两晋南朝,三教尤其是释道迅速发展,为隋唐五代和两宋的三教并峙共荣、互相融摄乃至会三归一奠定了基础。

隋唐三教关系与唐代儒学的兴起

隋唐时代,儒佛道三教在相互斗争的同时又相互融合。它给儒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与观念。儒家道统与心性传统的重新树立,成为当时儒家兴起的重要成就与标志,同时,儒家还开始了从传统儒家资源寻找自身发展动力的成功尝试。这些说明,儒学在唐代的兴起,对佛教与道教的排斥和对佛教的吸收一样,都是儒家发展自身的动力所在。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既是漢魏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必然,也與隋唐社會環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關,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與儒佛道三教關係下中國佛教發展的新成果。隋唐時期三足鼎立的儒佛道三教關係,與儒佛道各自的特點以及中國思想文化的根本特質也有密切的關係。對于隋唐佛教宗派如何評價,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其中關涉許多有意義的重要問題。例如,宗派林立到底是不是隋唐時期佛教界的主要特點?隋唐佛教宗派作爲印度佛教中國化的成果,其主流思想如來藏佛性論,是否背離了真正的佛教?本文認爲,契理與契機,是佛教中國化的基本原則。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中國佛教藉着怎樣的文化載體,其隨機教化的方便與印度是否一樣,而在于其根本的宗旨與佛陀創教的本懷是否一致。中國佛教宗派的理論具有儒學化、道學化的特色,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或不承認其對印度佛教的繼承及與之根本上的一致。中國佛教的儒道化色彩,并不影響中國佛教仍然是'佛教'。

通道观对三教关系影响初探

公元574年,北周武帝下诏沙汰佛教与道教,随后下诏设立了通道观,招三教优秀人员为通道观学士,力图用儒家思想统领道教和佛教,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通道观存在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在三教关系和政教关系上,对后世影响较大。

慧苑三教关系思想及其地位新论

慧苑的三教关系思想长期以来未受到学界的应有重视和深入发掘,甚至遭到曲解,事实上慧苑的三教关系思想具有分判三教和融通三教两方面相结合的深刻内涵,即在分判佛教与儒道二教的差异基础上,力图以佛教特别是华严宗统摄和融通儒道二教而将儒佛道三教调合成一个彼此融通的系统化统一整体,慧苑三教关系思想的深刻内涵实际上与中国佛教(含华严宗)判教所具有的分判和融通不可偏废的原则一脉相通,在中国佛教发展、中国三教关系发展和中国思想发展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

從敦煌寫經看南北朝三教關係之交融——以《提謂波利經》“明師説”爲例

中國自古重視教師傳道授業之作用,形成“尊師重道”之傳統;師道也因而成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先秦曾有“明師”的提法,漢武帝後儒家形成關於“明師”的體系化論述并成爲國家興辦教育的重要舉措,此後道家經典論著中逐漸形成系統化的“明師説”,《提謂波利經》作爲融合三教思想的佛典繼承了這一傳統。本文以該經S.2051敦煌寫本爲基礎,從儒、道兩家的“明師説”出發,分析其對該經形成之影響,進而探究南北朝三教思想之交融.

转仙释之识,成“儒门”之智——儒释道三教关系视域下的阳明心学思想建立之检讨

文章借用“转识成智”的佛教语言结构与思维逻辑来分析、阐释王阳明圣学(儒家学说)之建立,指出阳明心学经“初识”“迷识”“真识”阶段环节,并在“龙场悟道”中实现“转识成智”,初步建立其心学思想,认为“龙场悟道”非彻底之悟,但是阳明思想的重要转折,并在儒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特别强调了阳明“龙场悟道”乃是钱德洪建构起的一个既具有完整意义又具有真实性的龙场悟道概念认知系统,即他以龙场空间的独特形式压缩了具有连贯性的悟道一系列实践过程,形成了一个完整概念印象中独无仅有的“龙场悟道”的“单体事件”,指出阳明在思想飞跃中实现了对“良知”的体认与创造性言说,从而开启了心学在中国儒学史上的新篇章。

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佛教中国化与三教关系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明正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充满生机与活力,不但底蕴深厚而且丰富多彩。外来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化佛教的形成、发展并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成功的典范。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了佛教中国化,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则彰显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佛教的中国化在思想层面主要是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从而构成了对中华文化发展影响深远的三教关系。总结佛教中国化与三教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有助于今天更好地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