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平台数据的有序利用与大数据侦查的隐私权问题——以美国“第三方原则”为视角

刑事侦查发展至今,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将目标指向第三方数据平台所持有的个人用户数据上,取证模式也从自行取证发展到利用第三方数据平台的大数据侦查取证。这种取证模式带来个人数据隐私的担忧,放大了嫌疑人权利保障程度不足的疑虑,这是信息时代下刑事诉讼程序面临的新问题。但“第三方原则”在科技社会中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会对公民隐私权的保障产生影响。为此,美国大数据侦查在实践中反思“第三方原则”的理论基础,适时进行理论与实践上的突破,在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利用之间寻求动态的利益平衡。这些经验对我国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三方原则在我国劳动立法中的体现

三方原则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各种会议、各个机构的根本原则,也是我国劳动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它明确了在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体系中政府、用人单位、劳动者三者的职责与权限,从而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提供了指南。三方原则在我国劳动立法中得到了切实体现。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中三方原则的应用探析

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中的三方原则就是劳动争议处理机构由国家、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三方代表组成,共同完成劳动争议处理工作。三方原则在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中具有正义、民主和效率等价值。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在三方原则的应用上尚存诸多缺陷。依据三方原则完善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劳动争议调解宜改为社会调解,劳动争议仲裁制度仍需完善,劳动争议诉讼也应引入三方原则,以满足劳动争议案件的特殊要求。

“三方原则”在我国的具体运用

一'三方原则'的含义: 这里的'三方'是指政府、雇主团体和工会。其中,政府代表国家,雇主团体代表企业主,工会代表劳工。三方分别代表了社会关系中三支主要的社会力量,共同组成全国的和地方的协调机构共同协调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可见,'三方原则'是指政府、雇主团体和工会三方代表共同协商处理三者利益关系的原则。 '三方原则'最早是在1919年的《国际劳工组织章程》中提出的。依照该章程,国际劳工组织由政府、雇主、工会三方代表组成;三方代表在各类会议、各机构中独立行使表决权。

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的权利配置:对第三方原则的双重反思

在侦查场景中,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的权利配置关系到相关信息能否获得保护、相应的取证手段是否属于强制性措施而受到规制,美国判例中呈现的第三方原则提供了一个解读的视角。该原则的理论基点主要包括公民对向第三人传递信息的行为自担风险,公民对存储在第三方的数据不具有主张合理隐私期待的权利基础等。然而,第三方原则已然无法适用于平台控制下的个人信息,原因在于信息主体与个人信息之间的联结在信息流动过程中并未被斩断。加之对第三方原则的全景式、本土化反思,可得到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权利配置的基本构造:一方面,以信息主体之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为内核,涉及隐私权、个人信息利益、通信秘密等权利基础;另一方面,对于平台而言,相关数据调取措施所造成的干预集中于平台的经营自由权,包括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克减与协助数据调取义务的课予,平台借此得以与执法机关积极博弈,构成个人信息保护的外核。

美国隐私权保护中的“第三方原则”

第三方原则主张,公民对其自愿披露给第三方的个人信息不享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在满足“案件涉及的隐私权属于信息性隐私权”“公民‘自愿’披露个人信息”“第三方适格”等适用条件时,第三方原则将会在刑事侦查案件中得到适用。由于存在“将隐私错误地视为‘秘密’”“不符合公民的合理隐私期待”“不合时宜”等问题,第三方原则受到了美国法学界的强烈批判。2018年的卡彭特诉美国案严格限制了第三方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为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修正第三方原则埋下了伏笔。早在卡彭特案之前,美国各州就已经开始抵制第三方原则。卡彭特案之后,犹他州议会迅速通过了保护公民存储在第三方的电子信息和电子数据的立法。为了在兼顾公共安全的同时为公民的隐私权提供应有的保护,有必要在借鉴加拿大经验的基础上,对第三方原则进行合理修正。

企业误读了《劳动合同法》吗?——兼论劳动立法中的三方合作原则

劳动立法应遵守三方合作原则。《劳动合同法》客观上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诱发了企业的一些规避行为。但企业的行为是理性的,政府应当理性对待,不应将其一概视为违法。而且,企业的规避行为不仅是出于成本原因,也是因为该法的立法过程未能有效地贯彻三方合作原则。劳动立法中,不能以社会多数意见取代三方协商,依靠惩罚性赔偿不可能建立真正和谐的劳动关系。因此,我国应尽快完善三方合作机制,改革妨碍《劳动法》实施的旧体制。

论三方原则在劳动关系协调中的作用

三方原则的概念及涵义;建立三方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现实意义,体现公正、民主和效率;三方原则要解决的劳动关系协调中存在的劳资纠纷、劳动争议等问题;三方原则在劳动关系协调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五行学说中矛盾双方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结合

五行学说所探讨的矛盾双方相生、相克的相互作用都是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结合。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结合是矛盾双方相互作用三种基本形式中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形式。本文对五行学说中矛盾双方之间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结合的形式、实质、方法论意义、理论意义及其不足之处作一番探讨。将五行学说的合理内核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具体表现。

论劳动法基本原则体系的统一

由于我国现行劳动法并没有对其基本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学者对劳动法基本原则的表述差异较大。除了通常标准外,劳动法基本原则还应符合劳动法的基本价值、应体现劳动法的立法宗旨、应符合部门法基本原则的形式要求。遵循上述统一标准,劳动法基本原则应包括保障劳动权原则、三方性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生产活动范围与国民核算原则

本文详细论述了发展生产、满足需要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马克思再生产原理与三方等价原则即国民生产国民收入国民支出是相通的；新形势下如何看待国民经济核算中关于生产和使用的范围、原始收入和派生收入、第三产业中的各种公共性服务；经济学理论著作中长期对生产、分记、使用范围的误解，根源可能在于前苏联１９５３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经济、统计工作更应紧密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对国民经济核算问题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劳动法基本原则研究

本文对劳动法基本原则的体系进行了重构,提出“倾斜保护劳动者与利益兼顾相结合、三方协调、劳动法治”三原则。试图在和谐语境下,以劳动法基本理念和部门法追求为着眼点,寻求政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三方共同参与的和谐劳动关系。

手机定位信息的宪法保障

手机定位信息是一种无形的数字信息,由无线电通信公司储存和保留,如果按照传统的第三方原则,政府执法人员只需要通过法院令的程序就可以从通信公司任意地调取公民的手机定位信息。很多学者批判这种传统的法律规则将赋予政府过大的侦查权,而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利益。从2010年开始,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开始探索手机定位信息的宪法地位, 201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手机定位信息的宪法地位做出最终判决,认为手机定位信息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政府必须基于充分可能的理由通过严格的程序申请搜查令,才可以调取手机定位信息。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手机定位信息虽然显示了手机主人在公共领域的行踪信息,虽然是由第三方通信公司存储,但是该信息对个人私生活内容的揭示更全面、更密集,而且由于科技的发展使得该信息的获得更容易,因此传统的第三方原则不再适用。这是科技的发展对传统法律规则进行改造的又一例证。

从改革建议看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之不足

目前,关于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改革的建议,可以分为"两裁终局"、"两审终局"、"裁审分离,各自终局"、"或裁或审,裁审衔接"及"一裁一审"五种模式。这些自身也都存在严重不足的改革建议,所关注的问题焦点集中反映了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中存在的严重不足,如适用法律矛盾、非正式处理机制失效、"三方原则"落实困难、不同争议机制之间衔接不和谐等。

论我国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

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完善应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强制劳动调解制度,将劳动争议调解作为劳动争议解决的必经程序;二是体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的着重调解原则,应当在收费、监督、财政等方面落实着重调解原则的实现;三是通过转变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性质和劳动调解组织与劳动仲裁组织的合一化建设,实现劳动争议调解组织设置中的"三方原则"和中立性建构;四是将确立劳动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效力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上升为立法机关的立法,以增强其约束力。

论我国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专业性的强化

目前我国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行政色彩过于浓厚且而专业性不足,自身的优势难以发挥出来。而"或裁或审、各自终局"与单一机关处理模式的改革方向只着眼于仲裁与诉讼的衔接,回避了这一根本性问题。仲裁程序的属性是法律性与专业性的统一,正确的改革方向应当是贯彻"三方原则",实现仲裁与诉讼差异化基础上的分工合作,以更好地解决劳动争议。

隐私权在美国法中的理论演进与概念重构——基于情境脉络完整性理论的分析及其对中国法的启示

隐私天然具有多重含义,且无法通过精细的体系建构予以压缩,这些不同含义皆为隐私内涵在特定情境下的价值折射。传统理论试图以某个单一要素对隐私的多义性进行缩减,其注定是失败的,并且造成了隐私定义在数十年间的混乱与模糊。从美国法中的学说演进和立法动向来看,主流观点已逐步放弃对隐私权或个人信息保护范围的精确界定,而转向了一种动态的、以场景为导向的多元体系,即情境脉络完整性理论。该理论将控制资讯传播的情境脉络与社会规范作为理解隐私的起点,通过提取不同价值面向的公因子,并置于资讯主体、信息类型、传播原则等构成的三要素框架之下,从而真正实现了对隐私概念的重构。这是破解我国法上类似困境的有效途径,值得我国借鉴。

劳资博弈之道——兼谈劳动合同立法博弈中“强资本、弱劳工”的观点

劳动合同立法存在着正常的劳资博弈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从博弈论视角来观察,劳动合同立法并不存在正和博弈,而是一个负和博弈。我国一些学者将劳资博弈改造成阶级斗争理论,并得出公权介入的结论,这从根本上否定正常的劳资博弈。在劳资博弈的表象上,我国实际上存在着的是部门利益的博弈。国际劳工组织确定了三方协商制度作为履行国际劳工标准的一种形式,在很多国家这也是一种确定劳动立法的博弈机制。我国应当根据已经签署的国际劳工组织第114号公约建立起正常的博弈机制。实现正常的博弈,不仅应当对政府职能进行恰当定位,更需要对劳工组织与雇主组织进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