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第三期发展”重思

以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为使命,并相信儒家才是国家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基础和准绳而形成的一个儒学新的发展阶段被称之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学第三期标志着其处境和使命的转移。就时段而言,目前所处的阶段依然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开端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当下的最典型代表人物则是大陆新儒家群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使命是对儒家价值的支持和其符合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其具体的任务可以分解为几个方面:第一,儒家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支撑;第二,以公民宗教为导向的儒教建构;第三,制度创新是儒家参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使命;第四,儒家要积极地参与世界秩序的建构。

重提儒学第三期发展:现代性儒学建构的进路问题

儒学发展经历三期是儒学史的共识,但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进路究竟如何,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般认定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就是应接民主与科学,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内涵实际上复杂得多:从精神层面上,它要应对基督教的挑战,从制度层面上,它要承接民主与科学依托的现代性制度,从日常生活层面,它必须对多元文化局面做出回应。在明确的儒学道统意识引导下的现代性儒学建构,需要更为高超的现代学术建构为之支撑,而心性儒学的进路则不足以完成现代性儒学建构的任务。儒学只有在走出道统辩护的前提下,树立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应对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现实,面向全球化时代的精神重建,才能真正实现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宏大目标。

儒学如何走向世界?——试论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说

杜维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说从儒学第三期的多元背景、如何走出儒学第三期发展误区、从回应中发展儒学第三期、儒学第三期发展之可能性途径等几个方面,为儒学回应现代西方的挑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应,为儒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可能性的途径。杜维明认为,儒学第三期发展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多元背景:首先就是多元文化的时代前提,其次是儒门淡薄的现实,第三是要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最后是要弄清儒学的渊源。在探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问题时,杜维明强调有以下误区是必须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中西对比时的强人政策,儒学传统与儒教中国,儒学复兴,汉字文化圈,普遍与特殊的问题。杜维明认为,当我们讨论儒家传统能不能继承发展的课题时,必须回应由西方文化提出来的以下问题:科学精神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问题,宗教情操的问题,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对启蒙心态的反思问题。在讨论儒学能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时,杜维明认为有以下的可能性途径:思考模式的问题,学科合作研究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文明对话的问题,培养儒家公共知识分子,儒家传统的社会基础。现在讨论儒学第三期的发展问题,就是在全球化与世界化的背景之下来设计儒学如何走出东亚,成为世界的儒学。在回应现代性危机之时,要拿出儒家的资源,开出儒家的药方,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东亚的,也是世界的。

“徽州学术”的三期发展

由宋代朱熹理学、清代戴震朴学、近代胡适新学所构成的徽州学术的三期发展,是徽州学的核心内容,探究其内在联系,是徽州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儒学复兴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牟宗三“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再议

"三统并建"是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总体规划,而究其实质,仍是儒学"内圣外王"的老话题。儒学第三期发展说所依据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大纲,是一种"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对于解开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以及世界文化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的意义的失落"的困境,都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牟先生只是开启了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的开端,并做了初步的疏导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并没有真正完成新儒家外王之学的重建。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仍旧未能彻底突破道器二分、中体西用论的传统格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复兴,必须正视牟先生的智慧,不能绕过,只能超越。

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实现途径探析

杜维明提出的"儒学第三期发展"思想,继承和发展了牟宗三先生的"儒学发展三期说",基于对当今国内和国外环境变化的分析,对儒学传统的起源、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儒家传统的限制及其创造性基础等几个方面,为当代新儒学面对西方的挑战做出了建设性的回应。"儒学第三期发展"思想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儒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助力儒学重新成为"显学"有着一定的功劳。

中国梦与儒学走向世界的第三期发展

"中国梦"的实现不仅要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来支撑,更要以先进的文化来驱动和引领,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为"中国梦"注入精神动力。可以说,"中国梦"对儒学的期待和要求就是积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成为具有世界感召力的精神传统,而这也正合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定位。当代儒家学人要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要努力发掘儒学传统中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思想资源,推动儒学走向世界,实现儒学第三期的发展前景,从而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梦"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感召之下。

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上)——对批判理论三期发展的批判性反思

在几十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致力于批判理论构建与工业文明批判,可以视为"早期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以前期哈贝马斯、A.施密特、弗里德堡等人为代表)致力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可以视为"新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以后期哈贝马斯、维尔默、奥菲、霍耐特等人为代表)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可以视为"后批判理论"。概言之,"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意味着:从古典理性主义到感性浪漫主义再到理性现实主义;从激进乐观主义到激进悲观主义再到保守乐观主义;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马克思主义;从文化主体哲学到语言交往哲学再到政治道德哲学("政治伦理学");从"早期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再到"后批判理论"。"后批判理论"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阶段,体现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势;它不再属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是已经进入到与当代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

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下)——对批判理论三期发展的批判性反思

批判理论的第三期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它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可以视为"后批判理论"。概言之,它意味着从古典理性主义到感性浪漫主义再到理性现实主义;从激进乐观主义到激进悲观主义再到保守乐观主义;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马克思主义;从文化主体哲学到语言交往哲学再到政治道德哲学("政治伦理学");从"早期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再到"后批判理论"。"后批判理论"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阶段,体现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势;它不再属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是已经进入到了与当代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

“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如何可能?——杜维明的儒学发展观浅论

杜维明是公认的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年来一直以发掘儒家传统、实现儒学创新和当代发展为志业。他所提出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论说,对探讨儒学在新的历史境遇下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实现与当代社会的互动发展具有启发意义。本文对"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的缘起、主旨及其学术前景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前辈和同仁。

再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如何可能?——杜维明的儒学发展观析论

在众多主张儒学发展的论说中,"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学术界多年来关注较多且又尚存争议的话题之一。通过对杜维明有关儒学发展的五个步骤、面对西方文化的四个回应、尚需解决的三个问题、应予澄清的两个误解以及儒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等诸多论题予以梳理和解析,可以窥知杜维明儒学发展观的学术理路和实践诉求,为探讨儒学当代发展的可能路径提供有益启示。

牟宗三“儒家第三期发展”评介

牟宗三先生为了挽救近代儒学危机,重振儒学传统,提出了"儒家第三期发展"理论。他认为,儒学第三期文化的使命是"三统并建",即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建国以继承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尽管这一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儒学在新时期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点,但这其中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文明对话视域下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论说——试论杜维明对儒学的创造转化之途

杜维明教授的"文明对话"思想作为其理论上的一大创见,与其"儒学创新"活动密切相关。他通过深究文明对话与"儒学第三期发展"之关系,论证了儒学若要走出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困境,一种多元开放的、对话的文化交流态度必不可少。杜维明认为,当代所涌现出的全球文明对话思潮尤其对现代儒学的自我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更为儒家文明传统的现代转化与开新指明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推展之路。

自主创新与中国第三期现代化发展

从中国与世界互动和交往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可以把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中国第三期现代化发展阶段也可称为辐射世界现代化阶段,其基本实质就是中国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先进文明大国;其基本内容就是中国具有辐射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竞争力。中国要实现第三期现代化发展目标,尤其是要完成第二期现代化发展阶段向第三期现代化发展阶段转变,就必须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人性论视域中的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发展趋向问题

当代儒学的新开展,主要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发扬创造问题。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研究领域中的“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之争,实质上是在追问儒家政治哲学的学术发展方向到底朝向何处去的问题。人性理论是重思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发展趋向的逻辑起点。《中庸》提出“以人治人”解释原则,引导我们将对政治的思考指向更为根本的人性问题。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审视“人性观念”与“政治理念”之关系,我们发现,儒学在其自身观念发展的逻辑中已经形成可以作为今天重新理解儒家政治哲学发展趋向的两个基本前提,即人性平等的自我理解理论和现实的政治实践应以实现人人平等作为它的基本追求之一。在此基础上,我们主张将儒家在人性论上所取得的平等意识视为反思“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之争的逻辑起点。

现代儒学发展的分期及其判准

关于儒学的历史发展,孟子首倡儒学统绪,韩非有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之说,韩愈重提儒学传授谱系,至宋儒'道统说'正式确立。钱穆、牟宗三、杜维明、刘述先、郭齐勇等均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论或分期法。在各家儒学传承谱系划分的背后,实有作为理论核心的哲学问题作支撑。钱穆与郭齐勇的划分着眼于儒学发展的多元历史样态。牟宗三、杜维明、刘述先均主儒学三期发展说,其判准当以对良知呈现的肯认,但又有所不同:牟氏仍立足于一元的儒家价值,杜、刘不再有强烈的护教意识,均强调儒学只是现代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牟宗三接续熊十力良知呈现说,依智的直觉,最终证成儒家道德的形上学。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对新儒学发展的审视

新儒学作为当代中国的三大思潮之一,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今天中国正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进程,如何看待新儒学在这一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霍耐特与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在几十年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发展侧重于批判理论建构与工业文明批判;第二期发展侧重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第三期发展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如果说,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商谈政治理论,意味着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一定程度实现;那么,霍耐特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则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最终完成。尽管霍氏徘徊于批判理论与后批判理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但是最终从批判理论走向了后批判理论。

美国实用主义对霍耐特的影响

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理论家霍耐特创立的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最终完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①对批判理论之第三期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它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阶段,体现了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势;并且表明了霍耐特已经融入到与当代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有着非常复杂的理论背景和思想渊源,例如美国的实用主义,尤其是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杜威的合作民主理论,对之产生了虽不直接,但却重要的影响。

再思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几十年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即从"老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再到"后批判理论"。就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而言,第一期发展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跨学科唯物主义"和启蒙辩证法为代表,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第二期发展以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为代表,被重建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面目全非";第三期发展以霍耐特对早期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为代表,被重新诠释后的马克思已经成为"另一个马克思"。因而,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三代批判理论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