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是国情巨变的要求

为了应对时代的挑战和国情的巨变,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工作已经拉开序幕。要进一步推进著作权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就必须将之放在我国甚至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大环境和我国著作权司法发展大背景中来考量,秉承积极、稳妥、科学和理性态度,正确处理好技术进步导致的经济关系变革、市场经济的要求和文化发展等重要问题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权利保护、作品传播和正当使用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如此,方能构建起完善的著作权法律体系,培育国民对知识产权的普遍信仰。

百尺竿头,何不更进一步?——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相关理论问题和具体规定需要深入辨析。利益平衡理论虽然被广泛应用于论证各方面的问题,但它仅属一种抽象的论证原则。互联网技术在促进作品快速传播的同时,也使著作权制度的溢出效应显著放大。数字传播时代的到来督促人们修改源自机械传播时代的著作权法规定。在概念、逻辑、语言、作品界定、权属、权项设置、著作权限制与集体管理等方面,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均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以促进著作权法更上层楼,成为我国著作权制度的良好支撑。

商标法的未来发展——兼论我国《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

市场化、全球化和网络化是决定将来商标法发展的主要因素。从整体发展趋势看,商标法会因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扩大调整对象,将非传统商标、未注册商标和其他商业标志纳入调整范围;在商标注册程序上用电子申请取代纸质申请;在商标保护上,从预防混淆扩大到防止淡化。我国《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应立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顺应商标法国际发展趋势,涤除《商标法》的公法色彩,还《商标法》以私法属性,适当扩大商标法调整范围,修改商标侵权判断标准等。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与《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

我国《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工作已全面展开。这次修改以中国经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为时代大背景,因此,我们应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大刀阔斧、锐意改革。具体而言,应当涤除计划经济的理念和制度,删除《商标法》中"加强商标管理"的立法宗旨,将《商标法》调整对象从"注册商标法律关系"回归到"商标法律关系",重构《商标法》中的商标利益平衡机制,从而推动我国《商标法》的现代化进程。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的几个问题

最近,《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专利法和商标法相比,著作权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受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影响更大。《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是与时俱进的需要,应该坚持履行国际义务、平衡各方利益、从实际出发并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等原则。

《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后的强制许可规范

分析了强制许可制度在我国专利法立法中的演进。评价了《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对我国强制许可制度的规范。认为我国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规范目前还存在概念模糊等突出的问题,因而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地整合、充实和细化,进一步地实践、磨合和提炼。

技术措施保护的国际条约义务研究——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自1995年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两个因特网条约以及《反假冒贸易协定》均设立专章对技术措施保护进行专门规定。因特网条约首次在国际法层面上要求各成员对于技术措施提供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救济方式,但因特网条约仅提供了一个保护技术措施的基本框架,各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履行其国际法义务。反假冒贸易协定将原来因特网条约中留给各国国内法自行解决的问题进行明确,例如界定技术措施、明确禁止规避行为和规避工具。反假冒贸易协定在履行因特网条约义务的同时要求各成员对技术措施提供更高的保护标准,提供更为有效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对技术措施提供了更为详尽合理的规定,兼具因特网条约和反假冒贸易协定的立法特色。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第二稿评析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外无国际压力,是一次主动、全面的修法,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第二稿)的问题依旧多于成绩。为了将著作权法修改成一部真正能够适应时代需要的法律,必须克服急躁心理,认真总结我国著作权法的实践经验,学习和借鉴外国著作权法律制度,对草案作进一步完善。

《专利法》第三次修改的特点——以提升创新能力与加强专利权保护为视角

我国《专利法》于2008年12月进行了第三次修订。这次修订的重要特色是强化了对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加强对专利权的保护。提升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立法宗旨条款和关于专利授权条件的改革等方面,加强对专利权的保护则体现于专利行政执法、诉前临时措施、损害赔偿等方面。

《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对专利侵权诉讼的影响

《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对专利侵权诉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外观设计专利侵权诉讼需要提交专利权评价报告,在确定保护范围时要考虑简要说明,其侵权判定标准会随着授权标准的变化重新确定;规定了现有技术和现有设计抗辩,对于抗辩的适用范围、援引抗辩的技术范围和抗辩成立标准予以明确;增加了"平行进口"和"BOLAR例外",并对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做出了调整。

我国驰名商标制度及其完善研究——以第三次修改后《商标法》为主考察对象

驰名商标制度从在我国《商标法》中诞生之日起就被畸形化利用,其在畸形化的发展中,误导了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给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困扰。驰名商标制度多年来为学界所诟病,为驰名商标正名的呼声终于在《商标法》第三次修改中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是这次《商标法》对驰名商标制度的修改还不够彻底,驰名商标制度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因特网条约权利管理信息条款研究——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因特网条约对权利管理信息保护进行了专门规定,首次在国际法层面上要求各成员国对于权利管理信息提供适当和有效的法律救济。由于因特网条约仅提供了一个保护权利管理信息的基本框架,各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履行其国际法义务。比较各国履行因特网条约权利管理保护条款的国内立法,主要差异体现在权利管理信息定义、禁止行为、主观认知要求、例外限制情形以及法律救济方式五个方面。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对权利管理信息提供了较为详尽合理的规定,但仍然存在一定不足有待明确。

《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后的强制许可规范

分析了强制许可制度在我国专利法立法中的演进。评价了《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对我国强制许可制度的规范。认为我国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规范目前还存在概念模糊等突出的问题,因而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地整合、充实和细化,进一步地实践、磨合和提炼。

对我国视听表演者权利保护的实证分析——兼评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

视听表演者权利保护制度在中国现行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视听表演者权在影视演出合同蜕变为署名权和劳务报酬请求权。在表演者权侵权判决书中一部分体现为对录像制品的表演者权,一部分体现为对影视作品的署名权和劳务报酬请求权。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取消了录像制品,规定了对视听作品的后续使用获酬权,取消了"约定"规定,但非主要表演者权利的剥夺,似有不公平之嫌。

政治场域与女性命运——以曹禺对蘩漪的三次修改为中心

1949年之后,曹禺对《雷雨》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修改,主要人物蘩漪也经历了三次变迁。从女性视角来看,1951年本《雷雨》中的蘩漪被阶级论所左右、"去女性化"、几乎被毁掉,这一切皆源于当时政治—文学高度一体化的文学场以及曹禺在当时文学场的复杂占位。1954年本中的蘩漪虽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恢复,但依然做了很大删改且被赋予了反封建意义,这与当时文艺政策的调整和对"五四"新文艺作品的肯定密切相关。1958年"大跃进"的开始以及"左"的思潮的不断升级则导致作者首次以"资产阶级女性"的设定否定了蘩漪。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的版权行政保护及其正当性论证

版权行政保护的理论阐释和实践运行在新发展阶段下面临新的挑战。梳理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的六个草案文本,可以清晰地展现版权行政保护在本次修法中的动态。为了将版权行政保护的研究视角从“存与废”的争论尽快推向“弊端与优化”的讨论,可以从历史叙述、现实注脚和远景诠释三个维度诠释其正当性,以消除学界和实务界对版权行政保护的质疑。

私法自治视域下的表演者权保护——兼评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

作为一种私权,表演者权法律保护从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理应全面体现私法自治精神。表演者权法定主义原则领域属于私法自治的禁区,新的表演者利益关系类型化、职务表演者权利保护、视听表演者权利保护等领域应为私法自治的张扬空间。透视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私法自治的灵魂在表演者权修法部分得以充分贯彻,符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精神。

缺憾的完美:专利法第三次修改漫谈

我国专利法第三次修改涉及专利实体制度的诸多方面和专利申请、授权、确权乃至行政、司法保护的各个程序,其中,专利权的取得和保护方面的改进无疑是其核心内容。在专利权的取得方面,不仅仅提高了授权标准,对于发明、实用新型引入了"绝对新颖性",外观设计在引入了与之类似的标准的同时还增加了类似创造性的审查标准,而且还对授权客体进一步限制,排除了主要起标识作用的平面印刷品,对遗传资源方面的申请也进行了限制。在专利权的保护方面,不仅加大了司法保护力度,优化了保护程序,还根据社会需要进一步加强了行政执法的力度。但是,这次修改在无效宣告程序的优化、现有技术/设计抗辩等问题上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有待进一步探索。

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对专利受理与授权影响的实证研究

专利法修改是影响专利受理和授权数量的重要事件。本文借鉴事件研究法的理论,以2002-2015年各省不同类型专利受理和授权量为基础,构建了省级专利受理与授权量事件影响模型,分析发现专利法第三次修改确实有效促进了各类型专利申请和授权量的增加,但其对专利的总授权量、非职务发明创造的受理和授权量短期内造成了下滑现象,而对专利的总受理量和职务发明没有体现出相同的特征;同时,专利法第三次修改短期内促进了职务发明受理量和授权量以及职务实用新型受理量的激增,但在事件期过后,其增速有所下滑。文章随后结合专利法第三次修改的内容对该结果进行了解释和分析,并为专利法的第四次修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法定许可的正当性及其制度重构研究——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法定许可是著作权法中重要的权利限制形式,具有平衡作品创作者和传播者、著作权人个体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的功能。由于立法技术存在局限、配套机制不够完善、法律救济缺失等原因,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的法定许可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此次《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对其立法体例、具体内容、付酬机制等方面进行重大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分析法定许可正当性基础上,结合我国近年《著作权法》修正案不同版本,提出了一些建议,旨在促进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