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治融合”促进基层治理:基于村庄社会差异的分析

完善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然而,近年来伴随着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乡村治理却出现了一些效能低下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对此,应该充分重视乡村区域差异和村庄事务类型差异,厘清阻碍基层治理有效的现实因素;深入分析基层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挖掘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的理论资源。基于上述分析,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在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优势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三治之中,自治是建立村庄内生秩序并整合村庄内外资源的基本前提,法治是界定不同类型的村庄治理边界并优化相应问责容错机制的制度保障,德治是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并有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的价值导向。三者的良性互动为优化资源下乡、完善基层治理、克服形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从而为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积分制”治理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四川省Y村的个案研究

“三治融合”是宏观层面对乡村治理的政策指引,乡村“积分制”治理正是“三治融合”理念的应用。文章以“三治融合”理念为视角,基于治理组织、治理工具、治理目标三个维度构成的治理逻辑,分析论证“三治融合”理念和乡村“积分制”治理运作机理的同一性;依据治理逻辑和运作机理,构建由起始动力机制、协调助力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形成的乡村“积分制”治理实践运行机制;通过把握乡村“积分制”治理实践运行机制,提出从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共建共治格局、运用制度和技术工具、建立因地制宜的积分评价考核机制和激励政策等方面优化完善乡村“积分制”治理,以期推动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化发展。

“三治融合”何以赋能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基于内生动力的视角

内生动力不足是困扰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的重要因素。文章以西安市长安区四皓村美丽乡村建设为例,分析“三治融合”如何激发内生动力进而赋能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首先,“三治融合”构成的农村“现代公共规则”与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中的认同、参与、资源等基本要素相嵌合;其次,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机构,通过“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形成内外部力量的有效互动,构建不同价值的双重循环,搭建个体与集体间的利益关联,产生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中的内驱力;最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不能仅依赖外部力量的介入,内外力量的互动是农村发展过程中内生动力生成的逻辑前提,构建村民个体与村社共同体的关联和认同是关键。

“三治”融合的边界弹性与机制创新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需要自治、法治和德治的有机融合,“三治”融合是塑造良好乡村政治生态的关键。当前乡村治理的痛点突破口亟需厘清自治、法治与德治的边界弹性空间,推动乡村治理创新在人本边界、制度边界和情感边界允许的范围内运行。基于福建省晋江市大埔村“三治”融合的个案考察,对其运用边界弹性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的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三治”融合的机制创新在于,以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建立创新边界机制、优化乡村政治生态、持续推进深度融合的路径,推动高质量的“三治”融合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

“三治融合”视域下服务舟山群岛外国人治理的多模态场景语料库建设研究

“三治融合”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新使命,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舟山群岛特有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其相对独立的外国人聚集形态和以实践为主导的外国人治理模式。本文根据当前舟山外国人管理存在的分类指导模糊、案事件类型各异、现场交流语言有碍等问题,以“小切口”为抓手,根据“自治、德治、智治”在不同岛屿各有侧重的特点,构建基于“分场景”的多模态汉英平行语料库。在填补涉外警务语料库空白的同时,推动基层公安机关的英语执法能力建设。

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时代意义及面临的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全国积极响应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浪潮中,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治结合”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但同时其也存在着整体治理理念贯彻不足、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结构不合理、治理规范不完善等问题。

秭归“幸福村落”治理模式探析——基于“乡贤+三治”融合的视角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在社会急剧转型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为有效应对乡村发展困境,各地积极探索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湖北秭归的“幸福村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近年来兴起的以浙江桐乡为代表的“乡贤+三治”融合模式为秭归“幸福村落”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借鉴。该文在对秭归“幸福村落”建设现状、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借鉴“乡贤+三治”融合治理模式的经验,对秭归“幸福村落”治理模式提出优化落实治理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推动自治组织的组织化运作,用好柔性力量以及动态监控实施效果,确保基层治理机制长期有效运转的优化路径。

“三治融合”背景下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能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三治融合”背景下,本文梳理“三治融合”的相关概念,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角度分析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在乡村治理中应该坚持党的领导,进行多元治理、依法治村,创新治理路径。

“三治结合”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四维探赜

完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途径,也是乡村治理体系创新的关键环节。在地域环境、文化习俗等特定因素影响下,构建“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须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新时代乡村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坚定中国共产党在“三治结合”中的主体和主力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乡村群众治理需求的价值遵循;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依归;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实践理路。从而有力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三治融合”中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结构与构建路径

“三治融合”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密切相关。“三治融合”中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三方面内涵:自治、法治、德治的目标融合推动人人有责的价值共同体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的过程融合推动人人尽责的行动共同体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的主体融合推动人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建设。“三治融合”中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促进任务分解与绩效评价,建设责任明确的价值共同体;推动流程再造与场景转换,建设协同有序的行为共同体;深化权力让渡与权利维护,建设向往美好的利益共同体。

“三治融合”视野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基于上海市D村“乡贤治村”的实证考察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抓手。通过对新乡贤与“三治融合”的概念内涵剖析发现,新乡贤与“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建设间具有内在耦合性。基于对上海市D村“乡贤治村”的实证考察,新乡贤通过引领村民自治、提升乡村德治、促进乡村法治等实际行动构建了赋能“三治融合”的实践路径。以打造“共同体”为导向,从理念形塑、规范引导、目标整合等方面探究新乡贤赋能“三治融合”的作用机制,以期推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进程与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

“三治”融合背景下推进乡村法治教育的价值探究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采用并实施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其中,乡村法治近年来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乡村地区推进和开展法治教育活动,既是乡村治理的要求,又进一步深化了乡村法治建设工作。因此,在“三治”融合背景下推进乡村法治教育具有极大的价值。通过对“三治”融合与乡村法治教育之间关系的深入剖析和研究,发现推进法治教育在乡村地区的开展具有促进理论构建的深入和精进,发展完善成熟理论体系的理论价值;进一步落实乡村思想政治工作,聚焦村民培育的教育价值;促进乡村良治善治,打造和谐乡村社会的治理价值;着眼长远建设发展,激发乡村振兴活力的发展价值。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为了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大力推进乡村治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的好坏会直接对乡村振兴的成效产生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不仅体现了中央对乡村基层治理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乡村的自主治理提供了思路和路径。因此,要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此推动乡村治理的成功转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实。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理路的梳理、现实困境的分析及破解路径的探讨,以期对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的乡村地区的乡村治理有所裨益。

“三治融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探讨

三治融合是一种有机的治理体系,通过自治、法治和德治三者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促进,形成综合效应。自治提供了广泛的民众参与和协商的平台,法治为治理提供了制度和规则的保障,德治通过培育良好的道德行为和公民意识来促进和谐社会治理。三治融合的综合效应使基层治理体系更加稳定、有效,能够充分发挥各种治理要素的优势,实现治理目标的互补与平衡。本文对“三治融合”的概念进行解释,分析了“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三治融合策略。

网格化管理嵌入乡村“三治融合”研究

网格化管理作为新式治理技术日渐成为现代乡村基层治理的新思路,而自治弱化、法治落后、德治平庸等传统乡村问题限制网格化管理进入。因而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党建带头作用、激发乡民自治动力、推动法治规范保障、鼓励多元协同共治是网格化管理激活乡村转型的有效路径。

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对策研究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其他任务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不足、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效能不高等主要问题,迫切需要健全县乡村三级协同治理组织体系、探索创新自治法治德治有效实现形式、着力创造保障条件等,真正实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理论逻辑

从理论谱系和历史变迁中总结梳理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三治融合”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具有重要意义。从杜赞奇的“经纪机制”理论视角切入,中国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历史变迁历经了“保护型经纪”“盈利型经纪”“行政型经纪”“资源型经纪”等几个重要阶段,而“统合型经纪”可被视为新时代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模式的基本特征和理论逻辑,其本质就是将“政党”带回到地方治理场域中,形成以基层党建为统合、培育公共性为目标、协商治理为主要形式的治理模式。在“统合型经纪”作用下,通过党组织权威实现对国家治理的“增权”和对基层组织的“赋权”,实现了地方公共性社会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的重构,有效改善外生权威缺乏和内生权威式微的乡村治理困境。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与未来路向——基于社会资本嵌入鄂西W村实践的考察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而“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治理有效”要求的重要方式。以社会资本理论为研究视角,结合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提炼政党领导、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的分析框架,立足鄂西W村“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地方实践,研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与未来路向:发现“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为乡村社会资本再造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生成提供条件,即基层党组织是“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生成的领导者,乡村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关系网络分别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生成提供基本前提、治理规则、厘定治理主体与治理内容。未来促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提质增效,需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与行动提升乡村社会信任,以产业发展为主要载体创建互惠规范,以产业发展为主要依托构建致密、健康的关系网络。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三治融合”路径研究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一环,对实现乡村生态善治具有重要意义。为解决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存在的基础设施不足、法治体系重城市轻农村、村民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引入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通过分析该模式作用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合理性,构建农村生活垃圾自治、法治、德治的融合治理路径,在自治中引入“一约两会”制度并提供人才保障,在法治中改变城乡二元立法、综合联动执法,在德治中设立“红黑榜”激励机制并培育生态环保理念,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治理难题。在生活垃圾治理中提出“三治融合”的新思路,有利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推进农村生态文明与美丽乡村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生态治理格局。

城市边缘社区三治融合中的法治:功能、挑战与优化——基于M社区的治理实践

法治作为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的关键要素,是对自治、德治起到程序保障和矫正保障作用的“控制系统”。考察M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城市边缘社区的法治实践面临法治参与主体积极性缺乏、法治方式运用有限和法治规范体系衔接不足的挑战。这主要是城市边缘社区产权关联弱、居民异质性强和事务行政性强等特点导致治理资源匮乏的外在因素,以及法治与自治、德治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内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此,强化法治参与主体的激励机制、细化法治方式解纷的治理过程、深化法治规范体系的拓补衔接应当成为城市边缘社区三治融合中法治的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