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角下“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得到了一定应用,促进了我国乡村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法和调查法,充分梳理国内外相关学者研究成果,分析乡村振兴视角下“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还存在自治主体缺乏用法意识、自治主体对“三治”理念认知不全面、“三治”行为不够协同以及法治的保障作用还有待加强等问题。建议从提升自治主体法治意识,加强“三治合一”教育引导;加强对自治主体“三治合一”理念培育,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正确运用“三治合一”治理方式,解决乡村实际问题;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强化法治的保障作用等几个方面着手,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达到“善治”的治理目标。

构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意蕴及优化路径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更为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方法论导向。“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却面临自治功能遭到削弱、乡村原有传统价值体系明显衰落、法治乡村建设陷入情法两难困境等多重现实挑战。应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三治合一”的引领能力、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监督制度、建立健全德治教育制度以及法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实现党建引领下的自治、法治、德治三者间的有机融合。通过制度供给激活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水平,以达到强化制度供给的目的,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三治合一”体系下乡村治理法治化进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对乡村振兴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着力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本文认为目前乡村治理法治化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卓有成效,但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仍相对滞后。乡村治理主体未能及时填补社会变化导致的权力空缺,导致乡村治理法治化程度不足,只有将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作用,才能有效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

新时代“三治合一”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机制与对策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三治合一”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顺应新形势下农村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是一种完善乡村治理的模式。新时代中,“三治合一”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还面临着多元治理主体尚未实现有序协同;法制建设薄弱,建设动力不足;资源分配秩序错位,村民缺乏公共参与意识等困境。需要以自治为核心、以法治为根本、以德治为支撑,不断提升乡村主体管理和服务能力、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强化人们对乡土人情和道德规范的认同,从而更好地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乡村治理模式中的村规民约建设思考——基于“三治合一”视域

在乡村振兴战略施行的背景之下,由自治、法治、德治构成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而村规民约的融入,可以更好地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促使其朝着规范化、法治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对此,文章立足于“三治合一”视域,分析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建设的不足,从自治、法治、德治3个方面入手,重点探讨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的建设路径。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模式是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但随着乡村“空心化”不断加剧,自治、德治、法治建设面临一系列困境。结合乡村发展的新趋势和国家对乡村治理的新要求,乡村要加快构建“三治合一”的治理模式,完善治理体系。

“三治合一”视域下我国村务公开问题剖析与完善路径探讨

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乡村治理引起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重视,随着民主管理理念的逐渐深入,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村务公开的重要性。该文在研究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基于村务公开在内容、方式、时效、程序及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着的问题,以“三治合一”理念作为实现村务公开的重要理论支撑,剖析小农思想影响、村体结构转变、法律法规缺失和干部素质不足等方面的原因,最后从自治、法治、德治3方面出发分别提出要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农村教育教学等对策,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新的指导意义。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逻辑、内在机理和推进路径

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马恩经典作家关于乡村治理理论的指引下进行的百年实践探索,是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及其要求的情况下建立发展的产物。“三治”之间紧密联系,自治是核心,法治和德治是补充,加强对村民自治权的保障,强化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和教化作用,更新治理的手段和方式,有利于推进我国乡村治理事业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社会的总体性治理——以桐乡市的“三治合一”为例

当前乡村社会需要总体性治理改革的方案,那么,地方政府正在尝试的乡村社会总体性治理能否开辟一条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替代道路?浙江省桐乡市"德治"、"自治"、"法治"三治合一的改革,尝试从乡村社会寻求治理资源和合法性,采用总体性治理取代行政化是未来乡村治理的方向。然而,制度建设滞后、再行政化的风险和选择性运动性治理,都可能造成总体性治理的逆转。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回归有限政府和乡村自治的本源,细化乡村治理的顶层设计,将德治、法治和自治的原则和技术嵌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让社会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逻辑演绎与实现机理

自治、法治和德治是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三者的相对独立和关系不畅使三者之间存在着自治行政化、法治人治化和德治空虚化的内部紧张。“三治合一”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乡村治理的“新常态”和总体性治理思维是“三治合一”的逻辑前提,三者“一体两翼”的支持关系及其实践是“三治合一”的逻辑过程,由善治到乡村振兴是“三治合一”的逻辑结果。“三治合一”的实现机理在于,坚持党政引领,探索自治形式;以抑恶维护正义,规范群己界限;以扬善培育共识,引导社会价值。

“三治合一”打造乡村治理新体系

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建立健全"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夯实自治的基础、守好法治的底线,构建德治的支撑。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创新村干部工作方式;推动农村社区协商,提升村民自治效果;全面推进依法治村、维护农民切身利益;探索"以德治村"模式,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着力构建风清气正的乡村政治生态。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

乡村治理“三治合一”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我国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自治、法治、德治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内在的联系,然而在实践中,乡村治理"三治合一"面临村民自治主体缺失、村民利益表达不畅、新乡贤作用发挥有限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因此,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以自治为核心赋予乡村治理主体自治空间,以法治为保障促进乡村治理规范化,以德治为基础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借助信息化提供的科技支撑,使乡村治理"三治合一"融为一体,从而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镇社会治理中的“混合模式”:突破与局限——来自浙江桐乡的“三治合一”案例

以浙江桐乡地区乡镇社会治理的"三治合一"模式为个案,分析了"三治合一"模式的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和治理过程。本文认为,桐乡地区乡镇社会治理的"三治合一"模式在理论上契合了人民主权理论、善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在实践上也一定程度实现了对现有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突破性创新,但"三治合一"在实践运作中亦存在一定的现实缺憾,如相关理论研究滞后、民众思想认识有待提升及制度建设相对短缺等。从"三治合一"模式分析当下我国乡镇社会治理实践,其前瞻性的价值在于使我们认识到要促进乡镇社会治理绩效的提升,就必须在发挥基层政府引导力的前提下,通过强化理念培育、推进信息公开、完善相关制度与治理体系、壮大乡贤文化和夯实参与根基等途径,构建多层次的乡镇社会治理体系,推进乡镇社会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乡村振兴视野下乡村“三治合一”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振兴乡村的过程中,我们要构建与农村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三治合一"强调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强调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治理模式。鉴于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面临的乡村治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严重,乡村治理与农民矛盾日益激化等问题,应借助乡村振兴的契机,通过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形成多方共同参与的合作共治局面。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内涵探究与启示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是顺应新时期新形势下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堡垒,是解决新时期农村突出矛盾的关键步骤,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加速引擎。桐乡经验启示我们,要积极发挥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村文化的调控作用,正确处理党组织、农民及农村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从而逐步实现乡村善治。

乡村“三治合一”的内部关联与治理目标探究

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提出的重要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在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走向优化的过程中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以村民自治为主体,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是村民自治的辅助治理手段和工具。在"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下,应当通过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乡村法治建设、以德治建设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等方式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目标。

“三治合一”视域下深度连片贫困区乡村治理体系创新——基于云南省盐津县的治理实践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乡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建国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实践表明,仅依靠自上而下政府“包办”模式难以生成良性的乡村治理体系,只有在政府主导下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推动乡村社会转型和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因此,乡村治理模式构建既是一场潜在的政治重建过程,又是经济社会和乡村秩序重构与全面发展的过程。云南省盐津县作为西部典型性深度连片贫困区,在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中,坚持自治是核心、法治是保障和德治是载体,将国家意志有效渗透至乡村治理体系中,重塑了国家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威,有效激活乡村治理要素,构建起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市场的良性互动系统。

“三治合一”视角下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以甘肃省平凉市为例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将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的“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也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面对平凉市乡村治理中出现的村民公共参与有限、乡村治理主体单一化、乡村治理法治缺位和乡村传统文化严重缺失等问题,应以自治固本、法治为纲、德治润心,并将三者有机融合,相辅相成,构建乡村治理新模式。

乡村协商民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基于山丹县清泉镇长城社区"三治合一"模式

2017年5月开始,山丹县在全县村和社区推行“自治、法治、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清泉镇长城社区成立了百姓参政团、百事服务团(法律咨询服务团)和道德评判团,通过从回应、落实到问责全过程,通过实现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功能的系统化,以及从意识形态到体制机制的全方位嵌入,有效解决了当前乡村协商民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提高了社区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