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湖南“三治结合”村微自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是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引领,发挥村级群团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夯实乡村治理基础。湖南近年来开展了以自然村院落会议、屋场会议、片区管理、湾落会为载体的“三治结合”村微自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分析这一模式的时代价值,总结归纳其经验与不足,并提出完善这一治理模式的对策建议,或可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乡村自治提供些许智力支持。

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时代意义及面临的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全国积极响应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浪潮中,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治结合”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但同时其也存在着整体治理理念贯彻不足、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结构不合理、治理规范不完善等问题。

“三治结合”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四维探赜

完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途径,也是乡村治理体系创新的关键环节。在地域环境、文化习俗等特定因素影响下,构建“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须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新时代乡村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坚定中国共产党在“三治结合”中的主体和主力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乡村群众治理需求的价值遵循;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依归;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实践理路。从而有力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法治的定位、功能及建设路径

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三治结合”是我国乡村治理的新体系,其中法治扮演着核心角色。法治不仅具备规范、赋权、控权和保权的多重功能,还对自治和德治有积极的推动和强化作用。在“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法治乡村建设必须加强对乡村经济、社会权益和环境保护的法治保障;通过充分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提升村民自治主体的法治意识,实现法治和村民自治的有机融合;加强乡村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培育守法的道德追求,能够增强乡村法治的道德底蕴,并推动乡村治理向着更加规范、公正和有序的方向发展。

基层党建引领“三治结合”的三重理路

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在应然层面,基层党建具有打破多元化自治主体协同障碍的协调功能、推动分散的法治要素形成有机整体的整合功能、强化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服务于德治的服务功能,因而能够引领“三治结合”。在实然层面,基层党建引领“三治结合”面临着利益诉求多元化、基层党建工作弱化、对“三治结合”统筹推进不足等挑战。在必然层面,要构建整体性和多层次的路径,通过强化政治引领提升政治领导力、创新组织体系提升群众组织力、强化思想建设提升思想引领力、提高服务质量提升社会号召力等方面,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对“三治结合”的引领作用。

三治结合视域下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问题及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发展的必然路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化国家构建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乡村治理的基石位置,决定乡村治理对于整个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作用。而德治自治法治结合是乡村治理的关键,是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意。发现并解决三治在乡村治理中的瓶颈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诉求和必由之路。

“三治结合”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三治”面临着自治主体能动性、制度供给、行为自律不足以及参与“三治”表面化的现实困境。通过加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建设,提升主体自治能力;完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增强其“三治”的规范性;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德治功能;推进“三治结合”,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的有效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完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善治。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村规民约的治理困境及优化路径——以A市H村人居环境治理为例

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规民约可以很好地嵌入“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之中,具有独特价值功能。为此,通过对A市H村实地调研走访,以“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为理论视野,反思村规民约的治理现状,发现其存在制定过程自治欠缺、主体内容德治不足、执行过程法治缺位等问题,并分析原因。建议从规范制定程序、完善规约内容、改进执行机制三方面进行优化提升,使其在“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基于鄂西南H县的个案研究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源于实践并得到政策确认的重大制度创新。揭示实践的真实面向,从中汲取经验,已成为推进其建立健全的当务之急。鄂西南H县通过廓清村两委职能、健全村民议事机制、组建村民自治团体创新了自治,通过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大力进行法治宣传、广泛开展法治创建、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了法治,通过推进移风易俗、落实道德宣传、树立道德榜样夯实了德治,并将"三治"结合于治理主体、治理平台以及治理途径之上。上述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促使其乡村治理体系得以转变、民主治理的基础有所增长、脱贫难题得以解决。但其亦存在"三治"内在关系不明确、乡村治理力量未充分调动、"三治结合"地区差异过大等问题。从H县的实践经验来看,"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注意厘清"三治"的内在关系,确保"三治"融合于乡村治理实践,落实党政领导下的多部门协同治理,注重乡村治理与土地流转相结合以及发挥人才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由面及体:基层党组织引领“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之整体性建设研究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要素。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视角,“自治、法治、德治”相互结合的作用方式构成了有效治理之面,党组织作为“三治结合”的主导,在更高维度上与三者互动,形成治理之体。面对乡村自治活力缺乏、法治建设失衡与德治要素流失的困境,基层党组织要加强自身建设,引导“三治”两两结合,从激发自治活力、发挥法治与德治教育合力、重塑乡村道德风尚三个维度破解乡村治理难题,从而提出党组织领导下“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发展路径。

中国乡村治理制度变迁及“三治结合”机制构建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如何构建和完善“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机制成为现实而又迫切的任务。全面梳理七十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制度变迁历程表明,“三治结合”是政府主导的乡村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必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构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机制面临着自治、法治和德治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制约因素。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夯实党建工作的政治基础,全面推进自治的主导地位、法治的保障地位和德治的基础地位建设,形成自治、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相互补充的治理机制。

民族地区乡村“三治结合”的实践与发展--以广西乡村治理为例

经过对乡村治理情况展开实地调研,发现虽然广西各村对村集体组织的行政能力、村民自治能力、乡村法治成果的发展维护以及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仍然存在着乡村自治能力不足、乡村法治环境和体系有待建设、文化自觉与德治的引领作用仍有欠缺以及“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成熟四大问题。针对这四大问题,要提升乡村自治动力,创新乡村自治机制,坚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转向农村社区等;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培育乡村法治文化,包括加强乡村治理的地方立法、建设适合农村基层法治服务体系等;充分发挥乡村德治功能,营造良好乡村德治环境;完善新时代民族地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新时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探析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意味着乡村治理在理念上从单向度思维向总体性思维转变,是基层治理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发挥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动力的整体治理效能,有利于提升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与规范化水平,从而开辟乡村治理实践创新的新境界。

新时代乡村治理“三治结合”的路径探索

进入新时代,乡村社会结构全面调整,群众思想愈发复杂多元,乡村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模式应运而生且不断发展。“三治结合”有助于优化乡村群众服务和改进乡村社会建设,需要在掌握其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坚持党的领导、群众导向、协调互补的原则,通过加强理念培育、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载体创新等路径来实现。积极探索“三治结合”的路径,既是对乡村治理日益规范化趋势的客观要求,也是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达到乡村善治的现实回应。

“三治结合”与疫情防控中的社会自主动员——以浙江省桐乡市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政府紧急动员下,基层社会迅速开展自主动员。桐乡市的“三治结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实现了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稳定了公众情绪,汇聚了社会资源,不仅成功完成了社会自主动员任务,而且形成了社会自主动员与政治动员的有机结合。党和政府的动员与引导、法律法规和村规民约的双重约束,多方主体协同和发挥社会声誉的激励作用,是“三治结合”体系进行社会自主动员的主要机制。桐乡市的经验表明,健全“三治结合”的基层治理可以为危机治理的顺利开展提供制度基础,常态时期的社会参与能够为危机时期的社会自主动员提供有力支撑。

新时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研究

为加强农村治理体系建设和提升治理能力,破解乡村面临新旧交织问题的有效路径,达到全面实施乡村建设的要求,采用文献研究法,对“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和成因进行深入剖析,分析认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具有伟大时代意义,但存在的村民自治意识欠缺、法制建设滞后、村民道德修养薄弱、“三治”的结合不充分,乡村治理人才短缺等问题,需进一步完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

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基于村级治理组织架构的分析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组织是以村民委员会为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治安保卫委员会、公共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等为辅助的组织架构,在制度设计上保证了村民委员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各项事务的相对独立、分工负责。但在基层治理中,仍然存在着职责交叉、定位不清、职责落实还不到位等问题。为此,应通过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的自治组织功能,组建成立"村治安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村庄治安纠纷调解的法治组织,组建"村务监督与道德建设委员会"作为村级监督与德治组织等措施,理顺村级组织关系,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乡村治理现代化“三治结合”的逻辑、困境及路径

“三治结合”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和实践载体。但因理念意识的思想根基不牢、多元共治的主体关系异化、协同推进的制度机制缺乏等原因,导致“三治结合”的内容偏废、主体失位、张力互掣,需要通过强化正确认识,纠偏失范行为;制定治理策略,激发理性行动;运用现代科技,强化智治支撑;健全制度机制,提供行动保障。

“三治结合”视域下乡村德治效能提升路径探索——基于H省S市农村的调查与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德治为先”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当下,乡村德治呈现出德治建设共识业已形成、道德培育机制日趋多元、德治建设成效逐渐显现的现状,但同时也面临着农民融入德治建设的主体动能尚未充分激发、村规民约的德治建设载体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以德为先的“三治结合”地位功能尚未充分体现等困境。为此,要充分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激发乡村德治建设的内生动力;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村规民约的道德赏罚功能;坚持“德治为先”,将德治建设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从而提升乡村德治效能,进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新时代农村“三治结合”基层治理体系探析

随着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农村的碎片化、空心化、失范化和陌生化等问题日益凸显,以科学的治理体系规范和促进整个基层社会发展显得尤为迫切。“三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以基层群众的主体自觉为内核,以党组织的领导为核心,既尊重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又以历史性发展着的法律和道德支撑基层社会。同时,“三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之治理效能,又表征为提升基层群众的主体自觉、促进其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