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八十年后再话《甲申三百年祭》

又逢甲申年,郭沫若八十年前写下的《甲申三百年祭》依旧会被提起,因为它的历史叙事仍然能镜鉴到当下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再说《甲申三百年祭》,当然不是重拾旧话。《“人心为本”与执政“赶考”——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不同解读》一文根据当下的现实,对于《甲申三百年祭》做了更悉心深入的解读。文章认为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论史的宗旨及表达的核心内容是要以“人心为本”。无论明朝的灭亡还是李自成起义的成功与失败,皆系于此。

近三百年中国典籍英译的多维透视与现实镜鉴

中国典籍英译是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继而反向助推中国典籍资源传承与利用的重要手段。文章从《中国文献西译书目》《新编中国文献西译书目(1900-2017)》中甄选出1,620条相关单行本条目,运用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方法和文献计量法,绘制18世纪上半叶以降近三百年英译作品、译者群体和出版发行的图景。以史为鉴,新时期我国主导的中国典籍英译应规避选题的重复性,契合海外受众的需求,发扬翻译大家的精神并倡导合作翻译,推进国内出版社的国际化及加强与英美出版社的通力合作。

“人心为本”与执政“赶考”——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不同解读

《甲申三百年祭》问世以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反响,有国民党政客及其官方舆论的恶意诋毁,有不同思想立场研究者的多种评价,有中国共产党几代政治家的不同阐释,这本身就足以说明,文章的内涵丰富而深刻,释读的时空张力很大。郭沫若通过明朝末期走向衰败和崇祯最后亡国,以及李自成在推翻这个封建专制王朝的过程中由胜利转向失败的原因追寻,旨在揭示人心向背是崇祯、李自成及一切当权者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历史发展规律颠扑不破。中国共产党在“取天下”和“守江山”的一路“赶考”中,始终秉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宗旨,故能成功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了让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富裕的伟大梦想。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叙事模式。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

《甲申三百年祭》版本研究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版本众多,作品正文内容先后经过四次修改,并有较多的序跋、编者按、出版说明、注释、附录等副文本内容。该书出版主要有两条版本演进脉络,分别是以初刊本、野草本、海燕本、文集本、全集本为主的学术传播,和以解放日报本、解放区系列版本、人民出版社系列版本为主的政治传播,形成了学术与政治两个领域交叉演进的版本发展脉络。

上海图书馆藏新中国成立前《甲申三百年祭》衍生文本作品考察

《甲申三百年祭》问世后,各方在解读时往往各取所需地加以阐释,生产出方便阅读学习的注释文本和更具传播性的“甲申史剧”。上海图书馆藏新中国成立前10个版本“甲申”原文单行本,其中苏中出版社所编注释文本成为范本,另有北岳区根据地学委会第七分会编印的注释一本,以及8种依托“甲申”改编的新编历史剧剧本。通过分类与内容分析,可以窥见“甲申”衍生文本对整风学习的拓展,并在不同时局下产生变化,从而不断地重构原文,进行意义的再生产。

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高度自觉与接续探索——纪念《甲申三百年祭》发表80周年

《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引发了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意识和先行探索,使之成为我们党具有重大参考价值的、经久不衰的“党的文献”。从“人民民主”到“自我革命”,我们党接续探索了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正确路径。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依然严峻而复杂,我们要居安思危、以史为鉴,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牢记“三个务必”,驰而不息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性,掌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主动权,确保我们党长期执政。

清初“三大儒”辨正——从“近三百年学术史”上的王夫之谈起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被合称为清初“三大儒”是相当晚近的发明。王夫之直到道、咸年间才由于表彰乡贤的需要被湘人邓显鹤重新发现,经由湖湘士人的推许方得以与孙奇逢、李颙、黄宗羲等老牌大儒相提并论。甲午战后,由于立宪派与革命派对船山思想中的民权之说和民族主义的推崇,王夫之“三大儒”的地位得以初步确立,一跃成为晚清政治语境中举世瞩目的存在。直到20世纪40年代,王夫之以其唯物论哲学,在侯外庐的学术思想史研究中才真正确立清初“三大儒”地位。王夫之的地位变动与清初“三大儒”谱系的演变与定型,反映了近代以来各方话语在政治、学术场域中的竞逐,对于反思现行的清代学术史框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叙事与真实:试论《扬州十日记》和《甲申三百年祭》对灾难的历史书写

从王秀楚到郭沫若,两人不约而同地注目于明清易代之际,或以文人手法纪实亲历的灾难,或以史家笔法整理驳杂的史料重塑历史,文学和史学同频共振,《扬州十日记》与《甲申三百年祭》合力完成对明清易代之际民生凋敝的历史书写。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扬州十日记》与《甲申三百年祭》对灾难的历史书写,探讨文学和史学在历史书写中的意义。

纪念《甲申三百年祭》发表80周年征文启事

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问世,在当时思想文化战线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各方力量的迅疾回应既表明该文甫一问世就承载着现实中呕需的政治功用,也深刻反映出抗战后期思想文化战线激烈斗争的复杂情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乐论部分的评述与反思(上)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归国后所写,详述明末至民国初的学术发展。在乐论章节,他评价了四位音乐家。然而,随学界研究深入,发现梁启超的评述与学界有所出入。笔者欲结合书中乐论、历史资料及学界研究,重新审视梁启超的观点,探讨其客观性及对乐律的把握,期望对他的观点有更深入的解读和补充。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成书问题辨析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全面总结有清一代学术思想的开拓性著作,为清代学术史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影响至为深远。但关于这部广泛流传的著作本身的历史,迄今尚少有比较细致准确的研究。关于此书的成书过程与早期版本情形,既有学术文献的叙述颇不明朗。本文广泛稽考相关文献,对这部学术名著的早期历史进行梳理,深入讨论有关撰述、发表、成书等方面问题。

西洋汉语文法学三百年鸟瞰

文章基于60多种西洋汉语文法论著的检录,揭示近代西洋学者研习汉语历程中的轨迹。总体而论,17世纪的多明我学派是基于“拉丁语眼光”的汉语文法学,或拉丁文法的比附研究;18世纪的罗曼学派是基于“西方文法框架+汉语虚字和语义句法”的汉语文法学,或中西方法结合的研究;19世纪的日耳曼学派是基于“语言类型学视野”的汉语文法学,或理论和方法创新的研究。据此审视三百年西洋汉语文法学的来龙去脉,可为进一步探讨世界文化交流史、世界语言学史、西方人研习汉语史及汉语国际教育提供路引。

近三百年来承德地区的经济开发过程及其区域特征

承德地区近三百年开发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关内移民大量出关与塞外政治中心──避暑山庄的出现，对这一地区的近代经济开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本文以避暑山庄的兴衰为线索，论述了在前后两个开发阶段中这一地区的区域特征与经济开发过程，并指出山庄的衰落不仅影响了承德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影响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地理面貌。

《甲申三百年祭》与郭沫若的隐微心曲

《甲申三百年祭》曾长期引发政界、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褒贬毁誉,说法不一。本文认为,无论是国民党方面,还是中共领袖,政界对此文的解读,都跟作者的真实意图有距离。且此文并非严谨的史学著述,在史学史中的地位不宜高估。今天重读此文,相比于政治解读和估定其学术史地位,更有意味的是探讨此文的撰述动机,究明作者的隐微心曲。《甲申三百年祭》的写作动机,主要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郭沫若对于复杂政治局势中个人命运的隐忧,并对朝野政党均有所讽示。但此文一出,国共两党均高度重视并有所曲解,史学界亦从史学研究的惯性读解,导致作者之真实动机一直隐而不彰。

钱穆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近人研究清代学术较早者，首推章太炎。章氏的《清儒》篇，可谓是近代总结清代学术史的开山之作。稍后的刘师培著《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诮青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对清代学术作了富有价值的总结。继章、刘之后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最有成就者，当推梁启超，其晚年写就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久负盛名。

论《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选词学价值

龙榆生是现代词学大家,他在词学研究上的成绩与贡献体现在多个方面,就选词批评而言,也颇具开拓意义。他曾撰有《选词标准论》,对选词批评的若干重要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编选了《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等,深受读者的喜爱。《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编选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无论编纂体例,还是编选思路,与以往清词选本均有不同,既有学植深厚的传统词学之功底,又具现代学术之眼光,具有较强的开拓意识与创新意识,体现了新颖的选词学观念。因此,对《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民国时期的清代词学研究以及民国词学思想、选词观念的嬗变。另外,《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通过对三百年词坛创作的遴选,名家名篇的选择,从而有助于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再加上《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在传播与影响上的强势,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读者对于清词的接受,从而具有较强的文学经典化的功能。

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平议

梁启超、钱穆先后建立了不同的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他们由以建立不同的研究范式的同名代表作。以往学界多关注二书在体例、组织、著述宗旨等方面的"异",忽视了二书在这几方面的"同"。实际上,梁、钱《学术史》是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两部"和而不同"之作。而往昔学者的考察之所以存在过分求异的取向,主要在于他们对梁启超、钱穆二人学术认识的偏差及对《<清儒学案>序》的误读。

《甲申三百年祭》史事及其影响

本文从学术史角度立论，从辨正《甲中三百年祭》有关史事出发，指出：郭老撰此文并非仅从现实需要出发而进入了自己并不熟悉的研究领域，而是他既出于一贯的史学兴趣，又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自觉意识开辟了新的学术园地；《甲申三百年祭》由重庆至延安，由延安至重庆等地辗转流传的史迹、事略须认真考辨订正；其价值也需从多方面予以研究和认识。

学术视野下的《甲申三百年祭》研究

《甲申三百年祭》与当时围绕明末史研究已然形成的学术语境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和衔接;抗战时期国共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往往以学术面相呈现,学术话语构成了双方建构各自革命意识形态时共同利用的思想资源和工具,学术的政治意图与政治的学术外衣紧紧的纠缠在一起,这在当时明末史研究和《甲申三百年祭》上得到鲜明体现;除了在国共双方的政治斗争中激起巨大影响之外,与现实政治似乎有一定距离的学界学人对《甲申三百年祭》同样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