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民法典中应否设定第三类民事主体的思考

民法典中应否设立第三类民事主体,立法和理论研究中都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主要观点:一是设立第三类民事主体是有意义的,它可以弥补一些特殊主体因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其人格地位而形成的主体缺位漏洞,使法律关系难以调整的问题得到解决;二是应纠正现有民法主体理论中存在对权利能力认识的错误,消除“主体间权利能力不平等”的理论悖论;三是应通过立法解决因设立第三类民事主体而引起的矛盾。

我国民法典设立第三类民事主体之我见

阐释了未来民法典增设第三类民事主体的必要性;分析了民事主体的资格标准,认为只要具备独立的名称、独立的意志、具有特定的功能就可成为民事主体;比较分析了分别由梁慧星、王利明主持起草的两个民法典草案,认为在民法典中第三类民事主体应该表述为“非法人团体”,并且在立法模式上应该独立设计成章,采用抽象概括加类型化的方法设计法律条文。

合伙企业的民事法律地位——第三类民事主体的出现

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至今未形成通说。本文基于合伙企业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合伙企业法》的颁布实施这一社会现实,认为应当打破民事主体“二元论”,赋予合伙企业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而且是不同于自然人和法人的第三类民事主体。

合伙作为第三种民事主体否定论大纲——以法人制度的价值与功能为考察线索

我国现有民法理论主流观点认为应该赋予合伙以民事主体地位,具体而言就是在自然人与法人之外的"第三类民事主体"。从民事主体的价值基础和演变逻辑来看,民事主体只应该存在二元模式,不存在第三类民事主体的问题。合伙本身存在的形式是多样的,因此只能根据民事主体的价值评判标准将部分合伙纳入到法人的范畴之中。

浅议“其他组织”的法律地位——对我国民法典主体制度的思考

“其他组织”在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其法律地位在我国法律制度中尚不明确,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从我国立法、理论现状和实践困境入手,在比较国外法律制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来看,应当赋予“其他组织”以民事主体地位,而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应构建一个开放性的民事主体制度。

增强凝聚力 实现“中国梦”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推动力。只有既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整体的向心力、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这三股力量,又妥善协调好社会各层面、各个体民族和中华民族整体这三类主体的凝聚力,并将民族的共同心理、自我意识和民族精神这三种促成群体凝聚力的观念形态统一起来,才能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我国平台用工规制路径的反思与改进

目前我国平台用工法律规制的主要路径是行政指导,即由相关部门发布“指导意见”,这一路径导致相关规则内容抽象、规则不统一、缺乏裁判规则以及权利难以救济等问题。“指导意见”引入“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概念,由此带来诸多理论争议和实务操作困难。司法机关也发布相关司法文件和典型案例报告,但对司法实务指导作用有限。因此,我国应调整和优化平台用工规制路径,通过专门立法和司法解释,构建内容全面、规则统一、权利内容和救济途径完备、兼具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规则。同时,着眼于平台用工的新特点,除了完善劳动关系认定规则和基本劳动标准,还应完善有关算法管理、数据保护和人工智能规制等规则。当前我国不必在劳动法中引入“第三类主体”,也不必在立法上引入“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概念,而应通过排除法,为大部分平台工人提供基本劳动权利保护,在此基础上,将符合“雇员”定义的平台工人纳入劳动法保护范围。

C2c交易平台提供者的经济法地位分析

民商事视角的企业法人定位设定了平台提供商的基本法律人格,c2c交易中欺诈行为泛滥彰显对交易进行监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决定了经济法视角研究的必要性。交易平台是存在于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具有自律监管职能的第三类经济法主体,具有网上交易规则提供、纠纷解决等多项职能。平台的自律监管是交易违法行为的第一道防线,由于网络的特性,相较于传统交易中介其监管职能的发挥更具有重要意义。平台的特殊性在于既具有自律性、中介性,又有营利性,所以其行为应受到政府、行业协会和交易主体的监督。

“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同质关系

自然人、法人之外第三类民事主体的名称表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争议颇大的一个问题。《民法总则》已按法定程序通过并颁布,解释和适用的重要任务便接踵而至。《民法总则》第二条、第四章规定的“非法人组织”在理论上是一个全新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