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对四肢血管疾病的诊断价值

目的:应用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对四肢血管疾病进行诊断,并与"金标准"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结果对比分析,评价其技术方法的价值。方法:选择2004-05/2007-05在北华大学附属医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30例四肢血管疾病患者。①用1.5T超导磁共振成像仪(SIEMENS novus1.5T)采集定位像,对兴趣血管注入15mL马根维显(先灵药业有限公司,022H)行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②采用Siemens Bicor C形双臂血管造影机,经股动脉采用常规Seldinger法穿刺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③以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图像为标准,将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获得的血管图像按照狭窄程度分为4级,狭窄段血管的长度分为3部分。评价2种方法检测测得的血管狭窄程度及狭窄长度的一致性。结果:30例患者的资料均进入结果分析。①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只观察到与血流相关的信息,而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能够清楚显示靶血管的正常解剖结构和病变部位,可同时观察到血流、瘤体、骨组织、软组织及其结构关系。②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测得动脉狭窄程度和长度较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略高.但二者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对四肢血管病变的诊断与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有很好的一致性,是一种无创、简便快速的诊断方法,图像清晰,有助于观察血管病变及其与周围结构的关系。

Tim技术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的临床应用

目的：探讨Tim（total image matrix）技术行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3D DCE MRA）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采用Avanto 1．5TMR，Tim外周血管线圈，自动移床及无缝连接技术，行3D DCE-MRA检查（3D-FLASH自减影序列，TR2—4ms，TE 1～2ms，层厚1．5—2．0mm）；通过双筒高压注射器经肘正中静脉注射对比剂Gd-DTPA，浓度0．5mmol／ml，总量30ml，流量2．5ml／s；扫描延迟时间195例采用Test-bolus法，40例采用Care-bohls法；后处理对靶血管作最大信号强度投影（MIP）重建。共235例行3D DCE MRA，包括颈动脉63例，胸、腹主动脉34例，肺动脉21例，肾动脉25例，肝动脉24例，双下肢动脉56例，全身动脉12例。其中45例经数字减影动脉血管造影（慨）或（和）手术证实；图像质量采用优、良、差三级评价。结果：235例3D DCE MRA图像质量优良者225例，占95．4％。45例经手术、IADSA证实的3D DCE MRA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为93．5％、78．6％和88．9％；假阳性3例，假阴性2例；病变程度低估、高估各1例。3D DCE MRA结果与IADSA或（和）手术符合率为88．9％，主动脉及其主要分支病变符合率为92．9％，较细分支病变符合率为87．1％。结论：Tim线圈、自动移床及无缝连接技术3D DCE MRA是一种全新、无创或微创性血管显像技术，正确掌握延迟时间是3D DCE MRA成功的关键，评价主动脉及其主要分支病变有较高的可靠性，但对动脉较细分支的分辨率尚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在下肢动脉疾病中的诊断价值

近年来，随着团注造影剂跟踪技术、磁共振动态移床技术的进展以及磁共振后处理软件功能的不断强大，均使得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3DDCE—MRA）在腹部和四肢血管病变的诊断中显示出独特的优势。本文拟探讨3DDCE—MRA在下肢动脉疾病中的诊断价值及临床意义。

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诊断2型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的临床应用

糖尿病的发病率在逐年上升，糖尿病并发多器官疾病，其中下肢血管病变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临床表现轻者肢体疼痛、麻木、感觉异常及间歇跛行，重者可出现下肢缺血性坏疽，甚至有截肢可能，下肢动脉栓塞是患者致残的主要原因。本文对24例2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下肢动脉进行3D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3D-CE-MRA）检查，观察2型糖尿病下肢动脉的血管图像，探讨3D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检查在诊断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有力的依据。

对比分析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CE-MRA)和CT血管成像(CTA)在肾动脉狭窄中的价值分析

目的:对比分析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CE-MRA)和CT血管成像(CTA)在肾动脉狭窄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80例(160根肾动脉)疑似肾动脉狭窄患者进行研究,所有患者均行CE-MRA与CTA检查;比较CE-MRA与CTA两种检查方式对肾动脉狭窄的显示情况。结果:两种检测方式对肾动脉狭窄程度的判定情况对比差异无显著性(p>0.05),且本组160处血管中69处CE-MRA与CTA两种检查方式显示的狭窄程度一致、63处CE-MRA显示狭窄程度相对较轻、28处CTA显示狭窄程度相对较轻。结论:采用CE-MRA与CTA两种方式对肾动脉狭窄患者进行检查均可取得为准确的诊断结果,但相对而言CE-MRA的安全性更高、且无辐射,故而更值得推广应用。

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在儿童大血管畸形应用中的技术探讨

目的 探讨运用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3D DCE MRA)技术在儿童大血管畸形检查中的技术参数优化和特殊技术选用。方法 对7例大血管畸形患儿进行三维动态增强扫描并行三维重建。结果 7 例中发现主动脉缩窄2例,主动脉离断1例,肺静脉异位引流3例,肾动脉狭窄1例,均经手术或血管造影证实。结论 通过优化技术参数及特殊技术的选用,3D DCE MRA所得图像能够为儿科临床诊断及手术治疗提供重要的影像参考。

磁共振动态增强定量参数诊断乳腺癌的价值及其与恶性转化中血管生成的相关性

目的探究磁共振动态增强(DCE-MRI)定量参数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并分析定量参数与恶性转化中血管生成的相关性。方法前瞻性选取2020年3月至2022年1月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160例乳腺病变患者,其中浸润性导管癌、导管内原位癌、非典型增生、单纯增生乳腺病变患者各40例。采用磁共振动态增强(DCE-MRI)扫描获取定量参数[细胞外血管外空间的体积分数(Ve)、转运常数(Ktrans)、速率常数(Kep)],比较各组患者DCE-MRI定量参数及血管生成相关因子[血管内生长因子(VEGF)、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1(Flk-1/KDR)表达、微血管密度],并比较不同病变性质乳腺病变患者DCE-MRI定量参数,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DCE-MRI定量参数联合诊断乳腺癌的价值,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DCE-MRI定量参数与血管生成相关因子的关系。结果浸润性导管癌组患者的Ve、Ktrans、Kep分别为0.17±0.05、(0.18±0.06)min、(1.37±0.32)min,明显高于导管内原位癌组的0.14±0.04、(0.15±0.04)min、(1.22±0.27)min,非典型增生组的0.12±0.04、(0.05±0.02)min、(0.74±0.07)min和单纯增生组的0.10±0.03、(0.04±0.01)min、(0.53±0.02)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浸润性导管癌组患者的Flk-1/KDR半定量积分、VEGF半定量评分及微血管密度分别为(7.44±2.18)分、(7.85±2.46)分、(51.88±3.07)个/100倍镜,明显高于导管内原位癌组的(5.33±1.30)分、(5.72±1.44)分、(31.53±6.51)个/100倍镜,非典型增生组的(3.26±1.65)分、(3.36±1.73)分、(28.74±4.05)个/100倍镜和单纯增生组的(1.06±0.71)分、(1.26±0.74)分、(19.03±4.02)个/100倍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恶性组患者的Ve、Ktrans、Kep分别为0.16±0.05、(0.17±0.05)min、(1.30±0.38)min,明显高于良性组的0.11±0.03、(0.05±0.02)min、(0.64±0.11)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Ve、Ktrans、Kep与Flk-1/KDR、VEGF表达及微血管密度均呈正相关(P<0.05);经ROC分析结果显示,Ve、Ktrans、Kep诊断乳腺癌的AUC值均高于0.7,但各项参数联合预测恶性转化中血管生成的AUC值最大,为0.947(P<0.05)。结论DCE-MRI定量参数可显著提高乳腺癌患者阳性检出率,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癌前病变阶段组织血管生成趋势,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3D-slicer软件结合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技术探讨肾血管解剖变异

目的:探讨以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3D-DCE-MRA)作为基础结合3D-Slicer软件在肾血管解剖变异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024年1月牡丹江市肿瘤医院收治的肾囊肿、肾上腺或肾肿瘤等疾病的222例患者的MR数据资料,采用3D-slicer软件进行重建后,根据模型,从腹腔镜根治性肾切除术和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角度对肾血管解剖情况进行深入分析。肾动脉变异主要包括多支肾动脉、肾动脉早发分支、混合型变异;肾静脉变异主要包括多支肾静脉、肾静脉晚期汇合、混合型变异。结果:本研究222例患者(共444个肾),男性、女性的肾动脉变异比例分别为40.83%、40.20%,肾静脉变异比例为25.42%、31.8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肾动脉和肾静脉存在变异分别为180个(40.54%)和127个(28.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76个(17.11%)肾存在多支肾动脉,右肾35个(15.76%),左肾41个(18.46%);132个(27.73%)肾存在肾动脉早发分支,分别为右肾92个(41.44%),左肾40个(18.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27个(28.60%)肾存在多支肾静脉,右肾81个(36.47%),左肾46个(20.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合“金标准”术中所见,3D-slicer软件结合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技术的影像诊断222例患者符合手术指征阳性的有195例,阴性27例,漏诊3例,误诊5例。准确率、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0.964、0.984、0.828。结论:3D-slicer软件对3D-DCE-MRA数据重建结果能够在手术前精准对患者肾血管解剖情况进行评估,发现患者的肾血管变异情况。

非对比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联合肾动态显像对动脉粥样硬化性肾动脉狭窄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非对比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NCE-MRA)联合肾动态显像对动脉粥样硬化性肾动脉狭窄(ARAS)的诊断价值。方法:选择2019年1月至2023年1月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行肾动脉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的172例患者,按肾动脉DSA结果分为ARAS组(n=107)和非ARAS组(n=65)。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NCE-MRA对ARAS的诊断价值,以肾动态显像测得的两侧GFR差值及比值单独或联合NCE-MRA诊断结果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对ARAS的诊断价值。结果:NCE-MRA与肾动脉DSA诊断ARAS的一致性较好(Kappa=0.828,P<0.001),NCE-MRA诊断ARAS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性、阳性预测值(PPV)和阴性预测值(NPV)分别为92.52%,90.77%、91.86%、94.29%、88.06%;双肾GFR比值及差值用于诊断ARAS的AUC为0.771和0.708,最佳诊断界值为1.371和13.900 mL/(min·1.73 m^(2)),敏感度为52.3%和45.8%,特异度为90.8%和89.2%;GFR比值及差值联合NCE-MRA诊断ARAS的AUC分别为0.948和0.942,敏感度为95.3%和94.4%,特异度均为89.2%。结论:NCE-MRA对ARAS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联合肾动态显像可提高对ARAS的诊断价值。

三维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技术在胸腹部大血管疾病诊断中的影像学特征分析

目的:探讨三维对比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3DCE-MRA)技术在胸腹部大血管疾病诊断中的影像学特征及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8例患有胸腹部主动脉病变的患者,所有患者均行3DCE-MRA检查,行平扫轴位常规T_(1)加权成像(T_(1)WI)和T_(2)加权成像(T_(2)WI);再采用小剂量对比剂行轴位单层动态扫描,获得扫描延迟时间,平扫后采集靶血管冠状位图像作为后期减影的蒙片。利用获得的延迟时间行3DCE-MRA血管造影技术。注射对比剂后采集2次靶血管冠状位图像与增强前蒙片减影,分别为动脉期和静脉期。采集增强后的轴位快速自旋回波(FSE)序列T_(1)WI,观察胸腹部主动脉血管病变的信号表现。结果:28例患者中,大动脉炎5例(占17.9%),髂动脉瘤1例(占3.6%),动脉粥样硬化3例(占10.7%),肾动脉狭窄6例(占21.4%),主动脉瘤13例(占46.4%),3DCE-MRA血管造影技术对28例患者胸腹部主动脉血管及分支血管的病变显示效果良好。结论:3DCE-MRA技术诊断明确,且具有准确、快速及无创伤的优点。

基于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列线图对直肠癌淋巴血管浸润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技术定量参数在评估直肠癌淋巴血管浸润(LVI)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2年12月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住院治疗的79例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病理结果将其分为LVI阴性组及LVI阳性组。比较两组临床病理特征;比较两组DCE-MRI的定量参数[容量转移常数(K^(trans))、血管外细胞外间隙体积百分比值(V_(e))、速率常数(K_(ep))]及表面扩散系数(ADC);分析LVI阳性的影响因素;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评估各参数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79例患者中,LVI阴性46例,LVI阳性33例。两组病理T分期、病理N分期、长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VI阳性组K^(trans)、K_(ep)、V_(e)值高于LVI阴性组(P<0.05);两组ADC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K^(trans)(OR=143.46)和V_(e)(OR=50.92)为直肠癌LVI阳性的危险因素(P<0.05)。列线图预测直肠癌LVI阳性的曲线下面积值高于V_(e)(P<0.05)。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对直肠癌LVI有较好的预测能力。结论利用DCE-MRI定量参数K^(rans)、V_(e)值构建的列线图在预测直肠癌LVI中具有重要价值。

三维数字减影血管造影与磁共振血管造影随访测量颅内动脉瘤栓塞残余的临床比较

目的探讨三维数字减影血管造影(3D-DSA)与磁共振血管造影(MRA)随访测量颅内动脉瘤栓塞残留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4月至2021年5月宜春新建医院收治的87例颅内动脉瘤栓塞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术后患者均常规行3D-DSA与MRA检查,并对患者进行6个月随访,比较不同检查方法在颅内动脉瘤栓塞残余中的测量效果,分析其诊断效能。结果3D-DSA检查显示:完全闭塞45例,颈部闭塞28例,残留动脉瘤14例;MRA检查显示:完全闭塞47例,颈部残留30例,残留动脉瘤10例,不同检查方法具有较高的一致性(Kappa=0.83、0.81)。3D-DSA检查显示2例(2.30%)发生并发症;MRA检查无并发症发生;3D-DSA检查获得良好的图像质量,1例患者检查过程中出现血管重叠;MRA检查图像清晰,4例伴有轻微干扰,未对结果产生影响。3D-DSA与MRA检查大脑前动脉(ACA)、大脑中动脉(MCA)及大脑后动脉(PCA)血管显示平均分支数量比较差异无统计意义。结论3D-DSA与MRA用于颅内动脉瘤栓塞残余测量中均能实现病灶分级,且二者联合检查诊断效能较高,可为临床诊疗提供影像学依据。

三维动脉自旋标记及磁共振血管造影弥散加权成像技术在诊断急性脑梗死缺血半暗带的价值研究

目的 探究三维动脉自旋标记(3D-ASL)及磁共振血管造影(MRA)、弥散加权成像(DWI)技术在急性脑梗死缺血半暗带(IP)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择我院2020年6月至2022年8月收治的急性脑梗死患者100例,均行3D-ASL、MRA、DWI技术检查。分析ASL与DWI检出率、ASL与MRA检出率及MRA检出血管狭窄程度。结果 参与本次研究的10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中,行DWI检查均可见弥散受限高信号,检出率可达100%,其中73例患者为大面积脑梗死,行ASL检查时可见灌注异常;另27例患者均为小面积脑梗死,ASL检查可见11例脑部灌注显示。大面积脑梗死ASL>DWI组患者检出IP概率高于小面积脑梗死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SL<DWI组及ASL≈DWI组患者在不同梗死情况中IP检出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发生小面积脑梗死的27例患者中经MRA检出2级狭窄5例,3级狭窄6例,行ASL检查时可见病灶区域均呈低灌注表现,16例患者在ASL检查中均未见明显异常。而发生大面积脑梗死的73例患者中经MRA检出0~2级狭窄56例,行ASL检查可见高低不等灌注及高灌注各2例,52例患者均表现为低灌注。经MRA检查检出3级狭窄17例,行ASL检查可见内低周高灌注及高灌注各2例,其余13例均表现为低灌注。ASL<DWI组MRA狭窄中以4级为主,ASL≈DWI组MRA狭窄以2~3级为主,ASL>DWI组狭窄以0~1级为主。结论3D-ASL、MRA、DWI在IP诊断中能够及时明确病灶灌注情况及病灶位置,同时还可明确责任血管情况,对判断IP病情提供可靠的诊断依据,值得推广应用。

螺旋CT血管造影与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对胸腹部大血管疾病的诊断价值研究

目的:探讨螺旋CT血管造影(CTA)与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DCE-MRA)在胸腹部大血管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在医院进行治疗的32例胸腹部大血管疾病患者,对所有患者均行CTA和DCE-MRA检查,将两种检查方法所得原始图像进行后处理,对比分析图像质量评分,并对两种检查的诊断符合率进行对比评价。结果:两种检查方法均一次成功,对病变的定位及与周围血管的关系均可明确判断。32例患者中CTA图像质量评分为3分、2分和1分者分别为30例(占93.75%)、2例和0例;DCE-MRA评分分别为31例(占96.87%)、1例和0例,两种检查方法图像质量优良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x^(2)=0.356,P>0.05)。CTA诊断符合率为96.88%(31/32),漏诊1例,误诊0例;DCE-MRA诊断符合率为96.88%(31/32),漏诊1例,误诊0例;两种检查方法的诊断符合率相比无差异。结论:CTA和DCE-MRA在胸腹部大血管疾病诊断中均有较好的应用价值,CTA检查过程快速、扫描范围大,分辨率高;DCE-MRA图像质量较好且造影方式更安全。

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诊断肺隔离症的价值

目的 评估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 (3DDCEMRA)对显示肺隔离症异常血管的价值。方法 5例肺隔离症患者作了胸部正侧位片、CT和MRI检查后 ,均行胸部和上腹部 3DDCEMRA检查 ,并进行最大信号强度投影 (MIP)和多平面重建 (MPR)。结果 5例肺隔离症均为肺叶内型 ,位于左肺下叶。胸片表现隔离的肺组织均位于左下叶 ,呈圆形或椭圆形、密度较均匀的团块影。CT示降主动脉后方软组织密度肿块 ,2例肿块周围伴有肺气肿。增强CT显示了 2例供血动脉。平扫MRI示隔离肺组织在T1WI和T2 WI较正常肺组织信号高的软组织块影 ,并显示了 3例供血动脉 ,但未能显示其全貌、行程、分支及引流静脉。另 2例异常供血动脉未能显示。而 3DDCEMRA均显示了其异常供血动脉和引流静脉 ,并清楚显示了其分支和行程 ,与术中所见完全一致。结论 3DDCEMRA能较好地显示肺隔离症的异常供血动脉和引流静脉 ,有利于确诊此病和制订手术治疗方案。

常规超声、超声造影及动态增强核磁共振成像评估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病灶大小的准确性研究

目的:探讨常规超声(US)、超声造影(CEUS)及动态增强核磁共振成像(DCE-MRI)评估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病灶大小的准确性。方法:选取医院收治的39例(39个病灶)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术前均行常规US、CEUS及DCE-MRI 3种影像学检查,以术后病理结果为“金标准”,比较常规3种影像学检查与术后病理结果测得肿瘤最大径的差异,比较3种影像学检查方式测量病灶大小的准确率、低估率及高估率。结果:常规US测量的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病灶大小显著小于术后病理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59,P<0.019);CEUS及DCE-MRI测量病灶大小与术后病理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常规US低估率显著高于CEUS和DCE-MRI,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123,χ^(2)=3.566;P<0.05);CEUS及DCEMRI测量病灶大小的高估率显著高于常规US,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885,χ^(2)=2.167;P<0.05);3种影像学检查方式准确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常规US、CEUS和DCE-MRI测量的乳腺浸润性导管癌肿瘤最大径与术后病理结果具有相关性(r=0.658,r=0.761,r=0.602;P<0.05)。结论:常规US、CEUS及DCE-MRI评估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病灶大小的准确率无差异,常规US易低估病灶大小,CEUS和DCE-MRI易高估病灶大小,CEUS较DCEMRI更加安全便捷。

动物血管狭窄模型评估中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的一致性比较

目的:对比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threedimensionaldynamiccontrastenhancedMRangiography,3DDCEMRA)与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subtractionangiography,DSA)在对模型动物血管狭窄评估中的一致性。方法:选用健康杂种犬6条,建立股动脉狭窄模型,制成轻度狭窄6段(狭窄程度约为26%),重度狭窄模型6段(狭窄程度约为65%)。采用3DDCEMRA和DSA分别对狭窄模型血管进行检查,在两种方法获得的图像上分别测量并计算靶血管的狭窄长度和程度,对两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本组中3DDCEMRA测得动脉狭窄模型的狭窄程度较DSA略高,且重度狭窄较轻度狭窄更为明显。但二者测得的狭窄程度(F=0.004,P>0.05)和长度(F=1.581,P>0.05)结果差异无显性意义。结论:3DDCEMRA对血管狭窄长度和程度的判定准确可靠,其结果与DSA有很好的一致性,但3DDCEMRA对狭窄程度的判定可能存在高估。

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对布加综合征危险交通支的诊断价值

布加综合征（Budd—Chiari syndrome，BCS）为肝静脉和（或）其开口以上的下腔静脉阻塞所致门静脉和（或）下腔静脉高压临床症候群”。临床上，由于肝静脉和（或）下腔静脉梗阻，几乎所有BCS患者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均可见到不同程度的肝内外侧支循环形成。这些侧支循环起着引流门静脉及下腔静脉血液，缓解肝脏及体循环淤血的作用。这些侧支循环大多起着代偿作用，对机体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