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协调理论在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政府、大学、市场(社会)三个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组成了大学治理体系的运行机制,实现大学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要做到三者协调发展、外控与自主相结合,以此保证大学功能的持续发挥。通过“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大学内部的关系协调来看,要坚持“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就大学和市场(社会)的关系来看,要促进更多的市场(社会)因素参与到大学治理过程中。

美国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发展——基于“三角协调”理论的视角

具体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科学的发展与分化、大学的组织建设与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了知识生产的新方式--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与发展。19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的跨学科研究出现萌芽;二战时期,跨学科研究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更为活跃,组织结构与制度建设逐渐趋于成熟。追踪美国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变迁发现,在不同发展阶段,政府权力、市场力量、大学三方在政策保障、资金支持、技术合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发展经验,对我国大学处理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发展与政府、产业界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印度私立高等教育质量改进研究——基于伯顿·克拉克“三角协调”理论的视角

印度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出现了办学条件、师资水平、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问题。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三角协调"理论的视角来看,印度私立高等教育质量产生的问题反映了政府权力、私立高校和市场三者协调关系的失衡。印度将政府监管、私立高校建设与市场机制完善相结合的改进措施,为我国处理政府、私立高校、市场三者关系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三角协调”理论视角下家校社教育共同体的建设路径

当代教育中,家庭、学校和社会联结成教育共同体。家校社教育共同体的建设以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的共同责任为基础进行。借助“三角协调”理论对家校社教育共同体的共育原理进行论证,针对当前家校社合作存在的问题,依托家校社共同教育的理论研究,探索家校社教育共同体的建设路径,包括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协同育人观,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形成家校社共育的良好氛围,构建家校社三位一体联动机制,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加强家校社协同育人舆论环境建设。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及启示

自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方案出台以来,社会各界对此次改革既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这些赞同和反对意见与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两股重要的哲学思潮,即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和政治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持续争论的实质是双方想要通过三角关系的调整获取更多的权益。然而根据三角协调理论,仅有政府与大学双方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引入市场机制才是法人化改革的初衷。只有发挥各方职能,即政府的调控与监督、市场的适当竞争与调节、大学有限的自治和学术自由,通过三方协作方能达到高等教育的完美平衡。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这一重要经验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健康、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专业型博士“热”背后的“冷”思考

发展专业型博士是优化博士学位结构,完善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必要措施。然而,近年来我国专业型博士出现招生“热”浪,院校“热”追,导师“热”衷的“热”现象。基于“政府、市场和学术”三角协调理论的分析框架,发现中央政府强力的推动,市场需求类型的转变,知识生产模式的升级,是专业型博士的“热”根源。“冷”静思考后,三者互动博弈中分别表现为中央政府干预的过度,市场供求调节的疲软和基层学术组织的壁垒。“冷”“热”分析后,要协调国家、省级和培养单位三者间关系;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基础性作用的同时适度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积极构建矩阵式基层学术组织。

新加坡一流大学建设的联动逻辑与崛起机理

新加坡高等教育快速崛起的机理在于,厘清大学发展的联动逻辑———政府权力、学术权威(高校)及市场三种势力的整合,通过权力协调,理顺政府、高校、市场三者及大学内部的关系;通过优质竞争,筑构公平有序的市场调节环境;通过扩大自主,建立管、办、评分离的制度,激发大学内部的活力;通过优势链接,对接世界一流大学的“地气”以长新加坡高校发展的“底气”,从而克服了转型过程中曾经面临的纵向维度上权力层级的冲突与混沌、横向维度上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以及大学内部自身的机制束缚,最终打造出多所世界一流大学。

政府·社会·大学:地方新建院校转型发展困境的三维探析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转型已经成为地方新建院校的必然选择,而转型也绝非易事。地方新建院校在转型中,面临来自政府、社会(市场)以及自身等三个维度的困境,这三个维度的困境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既有理论上的逻辑关系,也有现实下的逻辑关系。为了更好地应对转型发展的困境,必须重视政府、市场、大学在三角协调关系中的影响力。据此,应从顶层设计、自身变革、社会合作和管理革新等方面入手,做好地方新建院校的转型发展。

新加坡高等教育体系中国家、学术与市场关系探析——基于伯顿·克拉克“三角协调”模型的分析

国家、学术、市场是影响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重要利益相关方。基于伯顿·克拉克"三角协调"模型,从三种力量的相互博弈、调整与配合的视角出发,可以将新加坡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国家力量主导期、学术与市场力量上升期、学术主导下的三种力量整合期。历史背景与现实环境的变迁使三种力量在三角协调模型中所占比重、协调互动机制均有所变化,这一分析可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善提供借鉴与启示。

新形势下对我国高校、政府及市场三者关系的思考

本文首先分析了高校在新形势下的新变化,而后阐述了高校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最后从市场、政府和高校三个角度给出了解决矛盾的对策和建议。

荷兰研究型大学推进数字化战略的合作策略研究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国为了应对数字化变革带来的严峻挑战,正在不断改进高等教育数字化战略的顶层设计,并积极实施重点领域的行动。然而,高校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响应国家数字化战略。以荷兰研究型大学为中心,基于“三角协调”理论和“三重螺旋”模型,发现大学在回应数字化战略时形成政府引导下遵循或协商式的政校合作型、围绕战略导向进行外部联盟或内部升格的院校合作型、以服务为导向进行协同创新或资源共享的校企合作型。针对不同的合作类型,各主体基于共同的合作目的更趋向于大学与行业的合作,在形式维度上通过项目制、跨部门和跨领域的合作推动数字化转型,实现多方参与和资源共享格局。通过分析研究型大学回应数字化战略的合作类型,有助于更全面地探讨数字化战略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为特定区域高等教育机构制定回应数字化战略的策略提供参考。

政府·市场·大学:谁决定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

我国大学与政府、市场的关系,可以根据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理论进行解释。通过历史和比较分析发现,"三角协调"的三方关系似乎并不存在,大学作为一个学术行政组织一直是隶属于政府,受政府的管辖与支配;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政府支持和鼓励大学在多元筹资中开拓市场渠道扩大办学资源,于是逐渐地产生了大学与市场的合谋。结果,大学过度市场化影响了政府对大学的有效管理,而政府过度管理又让大学失去了自主性和竞争力,这样看,三方互动中就呈现出一种"线性推拉"的关系。但是从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看,政府、市场、大学的"三角协调"关系一直存在,所以应当重视采用"三角协调"的模式处理好三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