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和科技事业发展的先行区,明确其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对于打造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政府干预为研究视角,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和DEA-Malmquist模型对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并采用Tobit模型以政府干预为核心解释变量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呈现递增趋势,上海、宁波、苏州、杭州、南京的效率值排在前5位,但是城市群内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悬殊,区域空间格局极不平衡,其中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水平均对提高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建议长三角各地政府围绕从科技创新资源投入至产出的各个环节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并加强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长三角城市群FDI、技术创新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FDI和技术创新是长三角城市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基于2010—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面板数据,分析FDI对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直接作用机制以及技术创新在FDI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并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理论假设。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FDI对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促进集群网络化、产业链优化和劳动力流动;技术创新在FDI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长三角城市群促进FDI高质量发展、提高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科技创新能力、加强FDI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效应等政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时空异质性研究

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演化研究对促进区域旅游业平衡充分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基于目的地多尺度、景区多等级及空间非稳定现实,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及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01-2021年,3A、4A是长三角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结构主体;上海、杭州、湖州、南京、安庆、金华、温州和台州的各级景区发展均较好.(2)长三角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集聚性显著,逐渐形成“几”字形高密度景区带结构;各等级景区辐射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东南-西北方向分布格局;城市尺度上,各等级景区都趋于均匀分布.(3)至2019年,影响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因素包括旅游资源、旅游需求、旅游地交通及社会经济条件.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及其在空间上的异质性均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视角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已引发劳动力供需失衡和劳动力资源错配等问题,如何矫正劳动力市场扭曲现象、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实证检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通过增加企业劳动力需求来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位于扩容城市、高学历员工和技术员工占比较高、资本密集型、成熟期以及中小规模的企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建设和加强企业劳动力成本管控提供政策参考。

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创新网络与产业体系现代化

根据2010—2019年度江浙沪41个地级市的数据,构建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系统,通过熵值法进行融合水平得分测算,得出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的现代化水平综合得分。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技术创新网络,测算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创新的中心性以反映技术创新网络的综合程度,并通过建立城市技术创新网络与产业体系耦合协调水平的评价模型,得到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体系现代化与技术创新网络中心性协调情况。最后,通过系统GMM与差分GMM模型,分析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创新网络水平,产业体系现代化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协调水平和技术创新对城市群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影响。

长三角城市群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设基础设施水平与旅游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析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考察分析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基础设施水平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均呈稳步提升趋势,二者耦合协调类型介于中度协调与极度协调之间且较快地实现协调等级跃迁;耦合协调度省际差异显著,呈“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的空间异质性特征。2)耦合协调度呈“东高西低,中部高南北低”空间分布格局,且高、低耦合协调区分别呈空间“扩张-收敛”相背离的变化态势;考察期间基础设施滞后型城市数量逐渐增多,分布于长三角城市群东部浙沪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滞后型城市分布范围逐渐收敛并向长三角北部聚集。3)基础设施水平与旅游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性主要受经济拉动力、政府调控力、城市化带动力作用,二者协调发展由8项驱动力形成的经济运行与结构转型机制、政策调控与开放合作机制、人口集聚与消费拉动机制、人才保障与科技创新机制综合驱动。

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旅游经济韧性评价与影响因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基于DPSIR模型构建旅游经济韧性指标体系,对2009—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经济韧性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以期为旅游经济韧性提升提供一定决策依据.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经济韧性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各城市韧性水平整体上呈上升趋势.韧性较高城市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各城市旅游经济韧性水平间具有一定空间集聚特征.旅游经济韧性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结构、旅游发展速度、游客承载量、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和政府干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旅游发展速度对旅游经济韧性具有明显负面影响,其他因素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闽三角城市群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演变分析

【目的】闽三角城市群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土地利用演化过程中面临生态功能退化、生态空间碎片化的风险。揭示闽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演化规律,为闽三角城市群生态空间管控优化与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提供科学参考。【方法】以2000—2020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为基础,分析闽三角城市群的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等土地利用变化特征,明确景观格局变化特征,最后利用景观格局指数构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获取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布特征,并识别出城市群景观生态风险空间聚集的冷热点。【结果】2000—2020年,闽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的重点是耕地向林地、建设用地转移,景观生态格局破碎化程度加重,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先降低再升高。厦门、漳州、泉州三市的景观生态风险分别呈现“稳定可控”“轻度失控”和“基本可控”的特征,“低-低”和“高-高”聚集类型分别分布在区域西北内陆和东南沿海地区。【结论】基于景观生态风险评估模型的总体分析方法,实现了闽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空间信息的定量化表达,并基于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布特征及空间集聚冷热点识别结果,有效揭示了研究区域景观生态风险的关联图式及分异规律,为闽三角城市群化解景观生态风险提供技术支撑。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群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再思考——以长三角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城市群作为承载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空间载体,其高质量发展需要现代化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作为支撑。文章以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为切入点,辨析了区域高效治理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进一步梳理了迈向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提出“目标-特征-行动”的研究框架,界定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群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的核心内涵;进而,以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梳理在区域规划和产业协同维度上的国土空间治理实践经验,厘清在治理结构、空间布局、政策保障等方面所面临的关键挑战,比较2个案例在目标侧重、主要特征、行动策略等维度上的差异,前者锚定高质量一体化目标,凸显“共同富裕”特征,重视内部协同治理;后者侧重于开放型经济与全球化发展,凸显“和平发展”特征,关注跨境合作治理;最后,提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群国土空间治理的政策建议:即目标导向的尺度重构、特征引领的“三生融合”及行动方案的政策创新。

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分异研究

文章基于投入产出双维度,构建包括基础设施、创新要素、治理环境、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模型,结合泰尔指数和莫兰指数对比分析2010—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结果表明:研究期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产出维度表现突出,但投入维度尚待提升;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有所扩大;发展空间分布总体不均衡,并可以分为四种空间集聚类型。

长三角城市群洪涝韧性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加快长三角城市群韧性城市建设,助力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框架,利用2015—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核密度估计法、空间马尔科夫链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洪涝韧性时空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洪涝韧性呈波动式上升趋势,由2015年的0.393提升到2021年的0.441,但中低韧性城市比例较高;区域洪涝韧性发展不均衡,呈现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多中心态势,存在极化现象;城市洪涝韧性呈低韧性向高韧性转移的态势,高韧性城市维持自身状态概率较高且对周边城市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市洪涝韧性的空间异质性是多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具有双因子增强效应。

长三角城市群新质生产力时空格局演变及障碍因素

本文构建人才—创新—产业—绿色四维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助核密度估计、空间探索性分析、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对其时空分布格局、区域差距成因和主要障碍因子进行探析。结果发现:长三角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同时在人才、创新和产业三个维度也均有所上升,而在绿色维度则有所下降;长三角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主要表现为低低集聚和高高集聚的空间结构特征,并呈现出“东强西弱,南高北低”的空间非均衡性分布格局;长三角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差距有所扩大,区域间差异是造成总体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并呈上升趋势;长三角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准则层障碍度排序为产业>创新>人才>绿色,三级指标障碍度排名稳定不变。

金融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的时空耦合分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区位熵和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长三角各城市金融集聚和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构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系统之间时空耦合特征。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金融集聚水平呈稳定上升态势,且差距逐渐缩小;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随时间推移城市间差距愈发显著;两系统之间呈现高耦合、低协调的局面,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为高值中心,由高到低向四周扩散的发展格局,两系统协调值差异呈现先减后增的“U”型的趋势,且差异愈发明显。因此,需要加强长三角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信息互通,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区域发展,进而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两系统协调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韧性测度与分析——基于Shift-Share的经济韧性分解

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测度2008—2010年抵抗期和2010—2019年恢复期城市群经济韧性水平,并进一步运用Shift-Share分解方法探索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韧性内在影响机制。研究显示:抵抗期和恢复期中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韧性均值分别为0.309和0.301,均强于全国层面经济韧性水平;Shift-Share分解后发现竞争力分量对各城市经济韧性水平提升起到决定性作用,抵抗期阶段主要由第二、三产业共同作用影响经济韧性水平;恢复期阶段则以第二产业竞争力为主导力量,同时以第三产业竞争力作为辅助力量。通过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为增强中国经济韧性提出相关建议,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入境旅游流的时空演化与空间效应研究

科学研判入境旅游流的时空分异规律和动态演化特征,对推进入境旅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大有裨益。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重心—标准差椭圆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识别2005—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入境旅游流的时空分异及其动态演化规律,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析入境旅游流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入境旅游流整体呈缓慢增长态势,变异系数和相对基尼系数呈小幅度波动上升趋势,表明研究区入境旅游流相对差异总体较为平稳。空间上呈显著集聚特征,但高低集聚区渐趋缩小,入境旅游流分布日益空间均衡化;入境旅游流重心轨迹呈“东南—西北”移动趋势,西部地区入境旅游流增长速度较快;标准差椭圆主要位于长三角中部偏东地区,椭圆面积样本末期大于样本初期,东部是入境旅游发展的主要区域,入境旅游流发展的溢出效应逐渐增强。入境旅游流存在显著的“状态锁定”和“俱乐部趋同”现象,整体有序向高水平方向跃迁,与高值区为邻自身向上转移的概率将增大。入境旅游流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旅游基础设施是推动本地及邻地入境旅游流增长的重要因素,旅游资源禀赋、区位交通条件显著促进本地入境旅游流增长,对邻地的溢出影响则显著为负。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链韧性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链应对内外部冲击时所表现出的韧性能力,是长三角城市群保持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依据2006—2022年间长三角城市群27个核心城市的样本数据,从断裂、冲击、协作、可持续成长4个维度构建产业链韧性指标,对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链韧性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来研究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产业链韧性呈现出了逐渐增强的发展态势,在空间上表现为边缘区韧性低、中东部地区产业链韧性水平较高的不平衡发展态势;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链韧性具有空间正向相关性,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韧性水平相似的地区呈现集聚分布;创新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外贸依存度和经济发展因素均对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链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最后,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市域经济数据分析

文章以国家统计局的指标体系为依托,构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的城市数据,测算了样本城市的全面小康程度。另外,结合2019年年底和2020年年初的疫情影响,探讨全面小康程度对城市经济恢复程度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面小康程度越高的城市会在疫情冲击下更快恢复经济增长;创新力度越强的城市在疫情冲击下经济恢复越快。

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对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及空间特征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韧性呈波动上升态势和“东中高、南北边缘低”的空间格局,上海的城市韧性最高。(2)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形成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合肥为中心的“圈层式”空间布局。(3)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形成“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仅上海达到中级协调阶段,其他城市处于初级协调与轻度失调阶段,大多数城市的耦合协调类型未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水平滞后与同步受阻。

基于电商交易数据的珠三角城市群网络分析

依据珠三角9市电商交易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城市群关系网络,从电子商务交易“流数据”动态分析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网络,得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先进制造企业在珠三角9市部署分支机构时受区域经济联系影响较大,呈现出路径依赖特点,同时新兴的电子商务交易网络对城市群经济增长产生明显溢出效应。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推进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农产品电商发展水平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5个城市(未含上海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莫兰指数与回归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深入探究该地区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农产品电商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正向相关性,并显示出集聚特征,但近年来这种集聚效应呈现出减弱的趋势,显示出集中与扩散的双重特征;长三角城市群农产品电商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性,高、中高发展水平层次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和东南部地区;长三角城市群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环境、产业结构、农业现代化、物流体系以及信息技术等。因此,应加强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的农产品电商协同发展,引导优化和共享电商资源,降低运营成本并提升市场竞争力;优化长三角城市群农产品电商的空间布局,采取差异化的区域发展策略,推动城市群内部的产业梯度转移和合作,促进均衡发展;构建长三角城市群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多维支撑体系,涵盖经济支持、产业融合与转型以及物流和信息技术的投入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