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定价的“三重红利”:欧盟实践与中国应对

在皮尔斯“二重红利”及波特假说的基础上,2016年,碳定价领导联盟针对碳定价,提出了“三重红利”的相关论述。然而,实践中“三重红利”是否存在,以及实现“三重红利”需基于怎样的条件或制度安排,一直是学术界的一大议点。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实践时间较长的欧盟为例,探讨了碳定价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量、提升社会福利、促进低碳技术投资及研发等方面的实际效果。同时,本文还重点思考了“三重红利”的中国应对。

我国环境税费政策效应分析——基于“三重红利”假设的检验

通过建立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我国环境税费政策对节能减排、经济增长以及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我国融入型环境税费制度安排,对环境改善的作用非常微弱;征收环境税费具有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经济增长红利得到较好实现;由于环境税费负担能够转嫁,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对企业污染排放行为的控制效果,同时因劳动要素受供求弹性影响承担了更多的税负,劳动收益率下降,环境税费政策使得要素收入分配中资本与劳动的差距拉大。实现绿色发展、改善要素收入分配,需要改革碎片化的融入型环境税费制度,确立环境保护税的主体税种地位,并扩大课税范围、优化税率设计。

我国现行环境税种的三重红利效应研究

根据双重红利理论,良好的税制设计可以带来环境税收的多重红利作用。通过探究地方环境税与环境污染投资额之间的长期联动增长关系,证明环境税的第一重红利作用,即环境税的征收对环境的改善作用;借助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证明随着环境的改善,环境税仍能带来稳定的税收增长,即环境税可以成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现行环境税中最主要的能源税与能源消费量存在自回归关系,证明环境税的征收对于经济增长的有长期拉动作用,即环境税的第三重红利作用。

自贸区建设的“三重红利”及城管功能的拓展空间

上海自贸区的试验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来开展: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探索推动行政审批的改革;二是要推动服务业的扩大开放;三是在创新投资管理模式方面作出探索。三者既构成了自贸区改革的主要目标,也预示着自贸区建设中城市发展的三重"红利"空间。

基于环境治理理念的环境保护税法研究

环境保护税立法应体现时代发展的需要,回应社会公众的期盼。环境保护税立法理念的正确定位,对于有效治理环境污染和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分析环境保护税法所应包含的绿色发展、责任自负、三重红利、可持续发展等环境治理理念,对现行环境保护税立法进行反思,从而提出完善建议,以期为正确认识和适用环境保护税法尽绵薄之力。

温州“醒”了

2019年温州经济总量突破6600亿元,力压沈阳、昆明、南昌等省会城市,这是在温州历经10年"徘徊"之后,第一次重返全国城市经济30强。温州重返全国30强。纵观改革开放四十余载,温州经济经历过辉煌,也曾一度失意。从2004年开始,温州经济增速一路跌至浙江末位。在稳企业、提内需、促开放三重红利叠加释放作用下,温州经济从2013年起基本回归稳定,2019年重新跻身全国城市经济30强。温州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苏醒"路径?又如何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