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考古学家汪宁生的治学方法——以“三重证据法”为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考古学诞生,而汪宁生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汪宁生在中国古史、民族学、考古学的基础上,以及顾颉刚等人的影响下,形成了“三重证据法”。同时汪宁生也在写作和实践中运用“三重证据法”。而“三重证据法”也在批评中不断接受检验,虽然民族考古学有些过时,但不妨碍人们重新评估民族考古学“三重证据法”的价值。

新时代高职教师职称制度建设现状调查:基于三重证据法

利用具有三角互证功能的三重证据法,对高职教师职称制度建设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其主要成绩包括:基本建成“四层级、六环节”的评审组织流程,职称评审的内容设计日趋符合高职教育特点,职称评审方式方法呈现诸多基层首创特色,评审与聘任相结合成为职称制度的重要原则。同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学术导向的职称评审模式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职称评审指标的量化赋分方法不够公平合理,职称评审流程设计不够周全易滋生不正之风,师德考核负面清单等配套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三重证据法: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方法论

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让实物、图像、文献三重史料相结合,被命名为“三重证据法”。王国维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鲁迅金石研究的考证方法都是其“三重证据法”的理论背景。沈从文长期与文物打交道的丰富实践直接促成“三重证据法”的形成。“三重证据法”区别于“多重证据法”的意义,在于方法上综合考古学、历史学、图像学的研究传统,以物见文、文图互证,研究指向纵深的物质文化史层面。

殷人“左祖右社”禮俗再發覆——兼論“三重證據法”在殷商禮制史研究中的局限性

除傳世禮經及其相關注疏,殷商卜辭材料以及考古發現的建築、祭祀遺存,或爲禮制的文字記録或内含有禮制因素,它們成爲了研究殷商禮制不可或缺的史料。從傳世文獻來看,在漢唐經學家的觀念中,禮經所載“左祖右社”禮俗爲周人之傳統,殷人之社、祖方位佈局正好與周人相反,實爲“左社右祖”。漢唐諸儒所言的殷人“左社右祖”觀念,肇始於孔子的質文説,後經子思、董仲舒、何休等人層累地建構起來。證諸古文字和考古材料,殷人祖、社不規則地共存於殷商王都或方國城邑之内,尚未形成“左祖右社”亦或“左社右祖”的方位禮俗。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考古材料關於殷人祖、社方位關係的不同叙述,客觀上提示了“三重證據法”在殷商禮制史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是由傳世文獻的“滯後性”、出土文獻的“片面性”,以及考古資料的“不自明性”共同造成的。

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与三重证据法的理论与实践

从文学转治文物的沈从文是三重证据法(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出土文物相结合)的最早倡导者与实践者之一。他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而且熟练运用这一方法取得了文献、文物研究的辉煌成果,并进一步阐述了深入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方法。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掩盖了其物质文化研究的卓越贡献,以后的沈从文研究应当还原他作为一名史学家的真实面目和历史地位。

浅谈汉语史研究中三重证据法之运用--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简帛医方中的“冶”“饍”研究为例

王国维提出的史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嗣后,这一研究方法不仅迅速扩展到人类学、民族学、文学、语言学等一切研究领域,且又有不少学者根据不同实践与理解,发展为"三重证据法"。"汉语史"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专门史的研究。近年来,汉语史研究中运用三重证据法(这里的"三"也可以理解为表示多的约数)者日益增多,比如取出土文献语料、传世文献语料与域外汉文文献语料(即类似陈寅恪先生所云"异族之故书")相互印证;取出土文献语料、传世文献语料与现代口语方言(即类似黄现璠先生所云"口述史料"、饶宗颐先生所云"田野调查")相互印证;取出土文献语料、传世文献语料与相关异国语语料(类似叶舒宪先生所云"人类学视野")相互印证;等等。今结合出土文献简帛医方中的"冶""饍"二字的考释问题,谈谈对三重证据法运用的一点粗浅体会。

沈从文与服饰史研究的三重证据法

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实际上已意识到服饰史料的三个种类:实物、图像、文献,惜其未能详尽其言。本文从其中分析出最适合服饰史研究的三重证据法,并结合罗兰·巴特对于服饰符号体系的三分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参照西方服装史的研究,提出运用三重证据法研究中国服饰史的重要意义。

古代文学研究二重、三重证据法及其他

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以作为文献的"纸上材料"与考古所得的"地下之新材料"相结合,将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科学新方法相结合,"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当代学者叶舒宪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即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来论证古代文化,用外国的、世界的东西来论证中国的情况。笔者认为"三重证据法"的名词或可质疑,但用文化人类学来"破译"古代文化所取得的实绩确实是令人振奋的。若不为名词所限,本着闻一多、郑振铎等前辈学者的开创精神,在当代学者勇于探索的启发下,尽管不采用"三重证据法"的说法,或不限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但沿着文化学的研究路子,应该可以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继续有所创造,有所建树。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陈寅恪等学术大师们研究古代文学的方法和成就,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

三重证据法探知古蜀史事

利用文献、考古、社会性历史信息三重证据,证实《蜀王本纪》中古蜀时间跨度3500年的合理性,其中蚕丛至鱼凫三代约跨越2000年。由此发现鱼凫与杜宇王朝之间至少有800年的历史空白。根据地名线索,得知蚕丛、鱼凫属于氐人,处于酋邦体制下,未有巩固的基地,最后南下转移,销声匿迹。

从神话—原型理论到人类学“三重证据法”——叶舒宪先生访谈录

叶先生大约是在84年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至今已有12个年头,取得了世人嘱目的成就,从叶先生最初著述中,就能感觉到一种迥异于当时的治学路子。援西证中,中西互证,令人耳目一新,思路顿开。也许,您在刚走入学术领域时,就已经对治学思路、途径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还在大学中文系时。

“三重证据法”演绎下的楚辞研究——读吴广平先生撰《楚辞全解》

青年楚辞学者吴广平先生所撰的《楚辞全解》新近由岳麓书社作为“古典名著标准读本”丛书之一出版了。这是一部屈原、宋玉全集校注汇评本。书中除收录了传世《楚辞》所收屈原和宋玉的全部作品外，还补录了其他传世文献中所收的署名宋玉的全部作品（包括伪作）以及银雀山出土的宋玉赋佚篇。全书收录的屈原作品有《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宋玉作品有《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微咏赋》、《御赋》、《对楚王问》、《对友人问》、《对或人问》、《高唐对》、《郢中对》、《报友人书》。

从跨文化阐释到三重证据法——《诗经》研究的文学人类学进路

自从葛兰言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开创了文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诗经》研究方法,后继者无数,使得文学人类学方法研究《诗经》在20世纪《诗经》研究学术史上成果斐然。文学人类学研究《诗经》的方法论经历了从跨文化阐释到三重证据法的演变,笔者在方法论视域内选取葛兰言、闻一多、白川静、叶舒宪四位中外学者的《诗经》研究方法进行分析,透视他们各自进行跨文化阐释的得失以及方法论的演变。在跨文化阐释方面,葛兰言和白川静采用同一文化圈或类似历史时代的原则进行简单类比,闻一多和叶舒宪则采用更大的文化通则进行综合类比。此外,叶舒宪的三重证据法利用多重证据之间互证,对过度阐释问题进行了一定的限定。

“三重证据法”的反思

“三重证据法”在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根据学者们对于其含义的界定,“三重证据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系由香港饶宗颐先生提出。饶先生将王国维先生所谓“地下之新材料”这一重证据进一步细分为“一般的考古数据”和“古文字数据”二重证据。这样,历史学研究可以使用的二重证据就演变成为三重证据。

“三重证据法”与人类学──读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

“三重证据法”与人类学──读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路坦古语云：“泰山不厌土壤，方能成其高；江海不拒细流，方能成其大。”当我们面对楚辞研究史上篇幅最宏大的研究专著之———《楚辞的文化破译》时，首先感到的便是一种虚怀若谷、博采兼收的学术风范。作者萧兵教授...

“三重证据法”的应用——论沈从文1949年后的文物研究与文学“考古”

1949年,沈从文由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沈从文在研究中逐步形成实物、图像、文献三重史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比之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更关注于物的本体,以物见文、为物作传,具有文物考古学的特征。在30多年的研究活动里,沈从文应用“三重证据法”进行文物研究、文学“考古”,取得了大量实绩,彰示了“三重证据法”的范式意义。

从沈从文到孙机:论沈从文“三重证据法”的影响

沈从文在1949年后转向物质文化史研究,于方法上形成文物、图像、文献相结合的“三重证据法”。沈从文的“三重证据法”反思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文字中心主义”之弊,渐次融合考古学、图像学、考据学的研究传统,以物见文、文图互证,形成“唯物主义”的研究特色。孙机继承其师“三重证据法”的研究法式,于路径、指向、态度、体例都表现出一脉相承的流传性。然而,孙机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又表现出“青出于蓝”的超越性。

从“二重证据法”到“三重证据法”——闻一多古代文学研究之于出土文献研究的启示

闻一多是现代著名诗人,也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研究领域,尤其表现在上古及先秦文学研究上。闻一多学术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对新出文献的重视和多重文献的自觉运用。其之所以能够成功运用出土文献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既得力于其对朴学传统的继承,也与其对近、现代西方学术方法的自觉借用息息相关。闻一多的这种研究进路已由"二重证据"发展为"三重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典范意义。所有这些,无疑对今天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具有很好的启示。

符号学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

根据符号学理论,证据作为一个符号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生产机制而非证据事实本身。符号学证据理论认为,人类文化记忆和证实的最基本方式包括"听"(口述证据)、"看"(图像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第三状态"写"。符号学更关注不同的证据符号间的关联方式的研究,可称为证据间性研究,即一种证据符号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它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真实关联性.而且取决于它与其他证据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最基本类型就是言、文、象综合运用,我们称之为三重证据法。本文利用符号学三重证据法探讨了一些证据法的基本问题。

杜甫《秦州杂诗》“诗迹”考察--基于三重证据法的实践

杜甫《秦州杂诗》所涉名胜一直是杜诗研究者讨论的话题,话题的焦点在于诗人是否亲身前往以及诗人在秦州的具体行动路线如何,其实就是"诗迹"的散在与线性的问题,即诗人所写、所塑、所想的"名胜"与其秦州游历踪迹的考察。历史研究中的三重证据法对这一问题的廓清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以历代史料与杜甫秦州诗、民间口传文本、杜甫秦州遗迹为考据资料进行杜甫《秦州杂诗》"诗迹"的考察,弥补了以往"诗史互证"方法的不足,对于更加全面厘清杜甫秦州游历生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