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阶段最小二乘法探究诱增交通量

在诱增交通量的预测中,中国现有统计数据在精度和广度上的局限性,容易造成计算结果存在遗漏变量偏误和测量误差偏误;同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容易导致计算结果存在联立性问题。为克服这些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中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道路供给与交通需求之间的关系。基于国家统计数据库数据,选择车辆出行距离、民用汽车拥有量和交通拥堵水平三个内生变量构建联立方程模型,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联立方程进行估计,并给出短期、长期弹性系数的求解方法。结果表明,道路建设会导致车辆出行距离增加,不能解决中国城市交通拥堵问题,而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可以降低交通拥堵水平。

长三角人口集聚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互动关系研究

基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文章从人口集聚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双重视角出发,以2000-2017年我国"长三角"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包括人口集聚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内的联立方程模型,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长三角人口集聚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结果表明人口集聚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互动:人口集聚主要通过发挥人力资本效应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人口集聚的促进作用呈"倒U"型;产业结构高级化初期主要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人口集聚,后期则会因为扩大人力资本需求而抑制人口集聚。研究结论对当下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推进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法律环境差异与区域保险不平衡——基于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

以1999-2011年我国31个省(或直辖市)为样本,分析法律环境是否对非寿险和寿险发展产生影响,并探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这一影响是否存在以及影响结果如何。研究发现:一方面,在控制一些影响因素后,法律环境对非寿险业和寿险业发展存在着明显的正效应;另一方面,法律环境对非寿险业发展的影响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L"型关系,而寿险业则呈现出"U"型关系,证实法律环境会影响区域保险发展。

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的互动机制分析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对促进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化至关重要。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3—2016年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面板数据,应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产业结构升级在促进生态环境优化的同时,弱化了环境规制强度;环境规制具有"倒逼"机制,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能促进生态环境优化;分区域看,产业结构升级均有利于区域生态环境优化,但受资源禀赋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之间的互动机制存在差异。发挥环境规制的功能性作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的可行性路径。

终极所有权结构和代理问题的严重性与公司业绩

文章讨论了上市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代理问题严重性及公司业绩三者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以2004-2010年118家涉农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三阶段最小二乘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两类代理问题严重性对终极所有权结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终极所有权结构对第二类代理问题严重性的负向作用显著,但对第一类代理问题严重性影响甚微;公司业绩明显地对两类代理问题严重性产生负面影响,但两类代理问题严重性对公司业绩的作用尚不明了;终极所有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以及公司业绩对终极所有权结构的负向影响均很显著。

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以杭州市为案例

本文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以需求为导向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借助这一计量模型,我们以杭州市为案例,实证地分析和评估了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大需求在推动杭州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对下一年度的变化也作了预测。

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驱动与制约

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从需求和供给两层面分析我国1978年~2008年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驱动与制约,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政府举债能力影响下,就业规模增长,大量富余人员走向劳动力市场,由不可测度的生产力变为可测度的生产力,扩大了潜在税基;城市化规模扩大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重要正向驱动因素,而人口规模和对外开放与公共支出规模增长间呈显著负向关系。我国的公共支出规模在长期内要以就业增长为基础。

企业家年龄效应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2015年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年龄效应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的U形关系,并且上述非线性实证关系满足因果推断的统计要求.进一步测算U 形的拐点,结果发现对于40-50 岁中年企业家群体,其所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低于其他年龄分组的企业家群体,从而在实证上证实了现有文献对于企业家群体“中年危机”现象的理论猜测.

基于时间利用视角的民生福祉改善研究

幸福感是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综合评价,可以作为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参照。由于参与不同活动的时间分配不同,获得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也不同,通过时间利用方式的变化可以反映居民幸福感的变化。以中国2008年和2018年两次时间利用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通过分析个人属性和外界环境属性对时间利用方式的影响,以及时间利用方式对幸福感的影响,评估中国民生福祉改善情况。研究发现:十年间中国居民幸福感显著提高,人民福祉明显改善。就个人属性而言,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幸福感越高。就外界属性而言,人均学校数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均医院数量的提升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加会降低居民的幸福感。从活动细分来看,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有酬劳动、无偿家庭服务、睡觉与个人护理活动、用餐或其他饮食、大众媒体使用、休闲娱乐活动、健身锻炼活动上可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建议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提升交通出行效率,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腐败对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为经济学家普遍认同,但是由于腐败的存在,这一问题变得比较模糊。文章将腐败与经济增长、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腐败与公共投资等三个大的问题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下,研究公共投资、腐败和经济增长及其相互依赖的关系。构建了由关于经济增长、公共投资、腐败和私人投资四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并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观测的面板数据。文章的结论指出,腐败增加了公共投资的水平,但是只有低腐败水平的国家才能享受到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有效回报,而对于高腐败水平的国家,公共投资的效率因为腐败的存在而降低,以致于公共投资无法拉动经济增长。

腐败对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为经济学家普遍认同,但是由于腐败的存在,这一问题变得比较模糊。为了研究公共投资、腐败和经济增长及其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构建了由关于经济增长、公共投资、腐败和私人投资四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并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观测的面板数据。结论是:腐败增加了公共投资的水平,但是只有低腐败水平的国家才能享受到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有效回报,而对于高腐败水平的国家,公共投资的效率因为腐败的存在而降低,以致于公共投资无法拉动经济增长。

我国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的相互促进关系研究——基于联立方程组的实证检验

在阐述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相互影响机制基础上,基于我国1982–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利用联立方程组估计方法对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之间通过多种途径相互作用,存在内在的相互促进关系,据此给出了我国在促进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方面的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优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基于宁夏与其他省份比较研究

通过对宁夏和西部典型省份的主要行业区位熵进行比较,分析宁夏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专业化水平及存在问题。基于2008-2018年宁夏经济数据,对区位熵、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构建联立方程模型,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地区产业专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均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作用更显著。

中国社会交易成本的实证研究——基于交通系统货物周转量比率的间接测度

本文首先厘清社会成本的概念,然后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成本测度指标——公路铁路货物周转量比率。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和似无关(SUR)估计方法对我国1990—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以日本的相应数据作为参照,给出了我国社会成本的简单模拟。结果显示,由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导致的整个社会成本过高,对我国经济发展会产生阻碍作用。如果政府的职能和角色可以继续转变,那么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更加快速,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可以更快地提高。

生产要素流动与产业发展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2001—2017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三大生产要素流动与三次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样本来看,我国三次产业发展受资本要素流动影响最大,其次为劳动要素,而技术要素流动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在产业发展对要素流动的影响中,劳动要素的流动受第三产业发展影响较大,资本要素的流动受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影响较大,技术要素的流动受产业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区域异质性来看,生产要素流动对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

我国财政涉农资金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加强对农业公共领域的财政支持,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当前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健全条件下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描述农业总产出,以资本、人力、财政涉农资金为投入要素,构建生产函数和影响因素回归方程探求财政支农支出对于资本、人力和政府投入的影响,进而建立了用以描述我国财政涉农资金对农业发展影响的联立方程组。通过计量分析发现: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是影响农业总产出、农业部门年末资本形成的显著因素,而农业部门年末资本存量也与其滞后项显著相关。并且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自相关性,除此之外,农业财政支出还受到财政总投入的显著影响。但政府财政投入对于农业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由于农业"就业刚性"的存在,其主要受到农村人口总量的影响。

人才集聚、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

利用面板三阶段最小二乘法,构造联立方程实证分析2004-2016年中国人才集聚、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人才集聚与科技创新分别在不同程度上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反过来进一步吸引了人才集聚,而人才集聚水平的上升又有利于科技创新。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得到的结果与全国层面基本一致,但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水平整体上不高,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尚不够显著。人才集聚、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良性循环。应促进产业升级,落实人才引进政策,加大中西部地区科技扶持力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能源进口——我国企业OFDI动机假设的实证检验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能源进口增长迅速,在经验判断上两者之间应存在相互促进作用。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能源进口数据,采用3SLS方法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能源进口之间确实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这种相互促进作用对发展中国家表现明显,而对发达国家仅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能源进口,能源进口对中国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因此,资源寻求型OFDI已经成为并应继续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趋势,我国政府应进一步鼓励国有企业在能源富裕国家增加能源开采领域的直接投资,此外也应注重加强向发达国家投资以获取逆向技术溢出。

联立方程组模型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消费、投资及出口,宏观经济学中指出消费是拉动内需的关键之力,投资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之力,而出口贸易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调节之力。为更加客观、全面的探索各经济发展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构建中国消费、投资、出口及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组模型,运用系统估计中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变量进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联立方程组模型较以往单一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更具实际借鉴意义。

美国的扶农政策与农业生产率——基于二战后美国农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美国农业生产率变化与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并且利用美国农业的相关数据进行了估算,试图藉此阐释影响美国农业生产率变化的各种原因。笔者发现,美国战后50年来农业发展的经验表明,政府扶农政策对于农业增长意义重大,而且农场规模及农民外出务工状况等结构变量与农业生产率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