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效果与问题——基于浙江、山东两省调研

基于各地区出台的各项文件,本文梳理了不同省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补贴方式及补贴标准;并根据浙江、山东两省4县市的农户调研数据,评价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实施的政策效果及存在问题,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对策建议。

农业“三项补贴”改革促进了农户土地流转吗?

以土地承包权为发放依据的农业补贴政策使得租地农户难以获得除自己承包地之外的补贴支持,进而影响了农户土地流转,对此,2015-2016年的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实施了以土地经营权为发放依据的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本文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4年、2017年和2018年三期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在总体上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提高了规模农户的土地转入规模。其次,改革显著提高了土地转入价格,对规模农户土地转入价格的提升幅度尤为明显。最后,改革增加的规模经营补贴一部分转化为了地租,抑制了农户特别是小农户下一期的土地转入行为。本文研究表明,农业补贴若要更大程度地发挥促进农户土地流转的作用,不仅需要以土地经营权作为发放依据,还需要重视农业补贴转化为地租所引起的负面影响。

农业补贴改革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

为促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和顺应WTO规则,2014—2017年间中国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和玉米、大豆临时收储政策改革,并将补贴重点向生产者尤其是规模经营农户倾斜。本文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4年与2017年两期农户面板数据考察了农业补贴改革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整体上提高了规模农户的补贴获得,促进了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但这一效果更多体现于粮食主产的东北和内蒙地区;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改革不仅明显增加了农户进行玉米适度规模经营的概率,还显著促进了规模农户进一步扩大玉米的经营规模;大豆临时收储政策改革的明显效果主要来自大豆主产的黑龙江。本研究的结论为今后在WTO框架下进行水稻、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促进农户扩大并持续进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政策启示,即向生产者补贴转变的同时向粮食主产区倾斜。

现金直补对不同规模种粮大户经营规模的影响有差异吗

为了改变农业补贴效果不明显的状况,“三项补贴”改革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其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部分往往以现金直补的方式发放。本文在分析农户粮食生产决策行为的基础上,采用Tobit模型对来自于浙江省、湖南省、重庆市的10个县(区)的不同规模种粮大户在现金直补激励下的种植规模的.差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对于种粮大户整体来说,现金直补不能提高其平均经营规模,但不同规模的种粮大户受现金直补的影响有差异,对于规模小于500亩的较小规模户,其粮食种植面积随现金直补标准提高而降低;而对于规模大于500亩的较大规模户,现金直补标准提高促进其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且规模越大的种粮大户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明显,影响机制表现为现金直补会资本化为地租,提高的地租成本制约了较小规模种粮大户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而较大规模的种粮大户可凭借资本实力上的优势提高粮食销售价格,因此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更强,最终种植规模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