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多族文化融合

伴随着元代社会统合的稳步进行,上京纪行诗在元中期达到鼎盛。无论是诗歌数量、主题分布,还是作家群体及其构成,都渐臻成熟,成为有元一代最独特的诗歌类型。上京纪行诗人群体的身份几乎涵盖了元代所有种群和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四种宗教教士。在广泛、频繁的诗歌创作、唱和活动中,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士互相交流,带来的是各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具体体现为跨族群文士的交往、蒙汉歌谣习俗的混杂和“国语”、汉语、高丽语等至少三种语言文字的并行。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异域书写

元代上京纪行诗中有颇多景观描写,这些景观描写着力突出了元上都独有的异域特色。元代扈从文人们通过对扈从上都沿途及其上都城的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书写,既突出了其对元上都独特的异域风光和风俗的喜爱,也展现了其客居他乡的思乡之情。元代上京纪行诗异域书写的主要原因有三:一、元上都优美的自然风光;二、元上都独特的人文环境;三、元上都浓郁的游牧文化氛围与多元异域风情的浸染。

行走异域——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与创作心态

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一是观光上国的颂美之情,描写山川雄绝、风物奇异,讴歌国朝盛世、帝王功业,崇壮美,尚豪迈,风格悠容闲雅、平实质直。二是感伤身世的羁旅之思,基调消极低沉、飘零愁苦。表达颂美之情的诗人群体以非汉族作家和北方文人为主,南方文人大多表现出愁苦倾向。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和心态,受创作群体的族群、地域身份影响,与元代的科举、根脚、任官制度等社会背景有关。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研究状况及意义

元朝建立以后,实行两都制度。定立两都之后,忽必烈开始正式实行两都巡幸制。元代很多文人都参与了两都巡幸活动,并留下了大量的诗篇,诗人们一方面借诗保存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另一方面也抒发了巡幸中独特的情致,这些上京纪行诗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也是元诗研究的重要内容,具有较强的人文应用前景。

从上京纪行诗观张垣地区独特的物候民风

元代上京纪行诗中有许多描写边塞风情的作品,其内容开拓了边塞诗的题材范围,抒情重心转向了自然山川、岁时风尚及民俗民情的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描绘地域自然风貌,注重记史实写风俗。通过分析描写张家口地域物候风光及世俗风情的诗歌,可全面了解西北边塞地区独特而优美的自然景观及风俗民情,对于认识张垣地区的物候特征、民俗风貌具有直观、感性的文化意义。

元人总集《上京纪行诗》考

《上京纪行诗》是元人上都文学活动成果中唯一一部诗歌总集,目前学界认为《上京纪行诗》已佚。本文考证:这部总集辑于元顺帝时期,收江浙四明廼贤、江西武林韩与玉、豫章涂颖三人上京纪行诗。具体收诗数目不详,今有部分存诗。总集之名,最初应是《马易之韩与玉涂叔良上京纪行诗》,或简称《上京纪行诗》,明初《文渊阁书目》载为《元上京纪行诗》。

元代诗人廼贤上京纪行诗中的寻根情结

廼贤是元代后期著名的少数民族诗人,他曾于至顺年间从家乡江南来到大都,并前往上都进行观礼巡游,期间作了31首上京纪行诗。廼贤的上京纪行诗,或粗狂奔放,或清新隽永,透过这些诗歌,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华化的少数民族作家,虽生长于中原,却深深地怀念着塞外,具有浓厚的北方民族情结。

论元代上京纪行诗在元代的传播

元代上京纪行诗描写了元上都地区独特的自然山川、气候物产、民情风俗等,是元代民众了解上都的重要媒介。扈从游历上京的文人群体是上京纪行诗的传播主体,具有多族群、多地域的特点。传播方式有唱和投赠、墙壁传播、手抄传播、结集传播、题画传播和歌唱传播等。元代上京纪行诗在元代跨地域、跨文化的传播,一方面成为扈从游历上都的文人群体切磋诗艺、交流感情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上京纪行诗载录的上京地区带有塞外特色和蒙古游牧文化特色的自然、文化、风俗等知识在中原与江南的传播,促进了元代多族群、多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

从元代上京纪行诗探寻张垣地域的历史文化——上京纪行诗吟咏张家口地区驿站诗篇探析

元代两都巡幸期间产生了大量的上京纪行诗。往返上京途中诗人们吟咏出许多优美诗篇,浓郁的自然风光与地方风土人情结合在一起,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本色地表现出一些地域文化特征。通过对描写张家口地区上京纪行诗的分析,可追溯张家口龙门、赤城、独石等地域名称的历史文化渊源,见证张垣地理山川奇特的风貌,探寻历史悠久的赤城温泉与道教圣地金阁山的古风遗韵和神秘内涵,从而更深入领略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

元诗中的异域书写——上京纪行诗与边塞诗比较研究

上京纪行诗是元代特有的文学作品,主要描写文人随驾上京时的见闻与感受,由于其内容主要为描写草原风物和少数民族生活,因而与唐代边塞诗有相似之处。但上京纪行诗亦不能定义为元代的边塞诗,它是以元代的"两都巡幸"这一特殊事件为背景而进行的文学创作,在题材上比唐代的边塞诗更具特殊性和局限性。且就元代的情况来看,"上京"并非边疆,而是一座重要的都城,故而上京纪行诗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边塞诗。将二者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有助于探讨上京纪行诗的独特风格及其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廼贤双重文化背景影响下的上京纪行诗

在元代有名的少数民族文人中,廼贤是较为特殊且突出的一位,他是成长于汉文化中的色目人,具有双重文化背景,他同时也是元代少数民族文人中成就最高者之一。廼贤诗文风格清丽舒畅,上京纪行诗亦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论元代后期上京纪行诗

为了整体把握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特点,针对后期上京纪行诗,深入分析了后期作品的题材和写作风格,探讨时代特点和文人身份对后期上京纪行诗的影响。在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的基础上,提出了后期上京纪行诗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明显提高,许多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的观点。

元代上京纪行诗文概论

为丰富元代诗文研究,针对其中独具特色的上京纪行诗文,深入分析其写作特色和文学价值,试探讨元代文人创作上京纪行诗文的心态。在把握元代诗文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元代上京纪行诗与元代上京纪行文互为补充,应结合起来研究的观点。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异质特征及其成因

上京纪行诗是元代诗歌特有的现象,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意义,突出表现在它的异质特征上。上京纪行诗的异质特征主要表现在内容上,即塞外的山川、风光和气候都极具异质特征;诗中对塞外特有风物的描写,对塞外居民及其生活劳动状况和风俗习惯等的描写,也颇具异质特征。

元代上京紀行詩評及其理論成果

作爲新空間場域中的詩歌實踐,上京紀行詩引發了元人對詩歌風格與理論的廣泛而深入的討論。而前人對元代上京紀行詩"論詩法,則工拙互見"的判斷,遮蔽了上京紀行詩的實際詩學價值。目前可見元人有關上京紀行詩的序跋、題詠文字有四十餘種,涉及元代詩學諸多問題。南北文人共同參與的兩京侍從及詩歌創作,是促進南北詩風融合的重要場合,同時也引起元人對詩歌創作論與功能論的深入探討。以上京紀行詩的視角重新審視元代詩學,可以揭開一段詩學史事實,而更重要的是,它被前人忽略掉的價值和意義由此可以重新確立。

元初北方馆阁文人上京纪行诗研究

刘秉忠、王恽、刘敏中是元初北方馆阁文臣,他们在朝廷任职,有较多的机会陪同皇室来往于两都,这些经历为其上京纪行诗的创作提供了条件。他们将上京及沿途的风光写入诗中,因此其诗歌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表现出元代特有的异质特征,同时他们也描写自己的馆阁生活,抒发内心的思想情感。这些内容引领时代风气之先,为后期上京纪行诗的兴盛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楚石梵琦“上京纪行诗”初探

楚石梵琦撰于泰定元年的100余首"上京纪行诗",穷塞外之形胜,记殊产异俗之瑰怪,形象地描绘了漠北的自然风光和人情风俗,亦真切地反映了楚石的心路历程。楚石的"上京纪行诗",不拘格套,力求新奇,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诗歌史意义。

元代前期上京纪行诗的特点

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发展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产生和发展的阶段,后期则达到鼎盛。前期上京纪行诗的数量和内容丰富程度虽然不及后期作品,但已经形成了＂上京纪行＂的风格和形式,为后期诗文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元人诗文集中塞外霞城书写的文学地理空间

元人诗文集中,在四海混一的文化认同和天下一家的族群归属大格局下,广袤版图与多方民俗的山水风土书写可以并行不悖,其中有关上京纪行诗的许多篇什中都涉及一个重要的塞外小城--霞城赤城县(今河北张家口市北)。这一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不仅是当地难得的历史遗存、乡邦文献的绝好佐证,也是其文脉流衍的重要载体之一,对于研究此一阶段、此一地域的多元文化交融、民族团结、乡邦文化,均意义非凡。

草原文化对元代诗学的影响

元代文人因上都之旅而创作了大量的上京纪行诗,随之出现了对其进行评说的诸多序跋题咏,主要有“山川发雄文”与“率尔赓和”的诗歌创作观、“观风备览”与“存一代之典”的诗歌功能观、“传盛世之音”与自觉追求盛世气象的文学精神等,引领了元代诗坛风气。在中国诗学史上,这些诗歌观念是文人们首次集中对草原文化题材诗歌的诗学表达,也是文人对一统盛世和观览草原帝都体验下诗歌创作的自觉发扬,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