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课程论研究的历史回勘——以教育学著作与教材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课程论研究的发展经历了萌芽与依附时期、独立与自觉时期、低潮与反思时期三个阶段。中国学者从课程本质、课程标准、课程编制、课程实践、课程改革等主题进行了研究,不断推动着我国课程论研究领域的丰富。这一时期,在研究者的不懈探索下,我国课程论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呈现一定的时代特征:课程论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内容以服务课程现实为中心,其研究方式以“译介型”为主线。回顾与梳理20世纪上半叶我国课程论研究的发展样态,对当今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论学科、探寻我国课程论研究的未来走向不无裨益。

二十世纪上半叶莫里斯·古恒对留法学生的《红楼梦》论文指导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有黄伟惠、郭麟阁两位中国留学生在里昂大学中文系教授莫里斯·古恒(Maurice Courant)的指导下展开关于《红楼梦》的博士论文写作。里昂中法大学的学生档案中保存了古恒对二人的研究指导记录,如参考文献的选择、论文大纲的规划、分析文本的方法等。这一珍贵史料不仅记录下二十世纪初留法学者在红学领域探索过程中受到的指导与启发,也间接展示了他们用异国语言研究本国文学经典时的写作思路与翻译策略。此外,古恒在海外汉学与红学研究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贡献尚未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戏曲史的跨学科书写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戏曲史的书写受到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而展示出开放、兼容的学术视野。戏曲史家秉持进化的戏曲史观,在“以案头为中心”与“以剧场为中心”两个不同的书写向度下,借鉴、融合跨学科理论,运用实证主义等研究方法重新观察研究分散的戏曲史料,强化戏曲史写作体例结构的整体性,加深对戏剧史实的比较阐释,以准确把握戏曲形态演化的基本规律。

古代教育人物群体的最初建构——以20世纪上半叶38种教育史著作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国是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初建时期,将什么样的古代人物写入教科书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1949年,全国共出版通论性质的中国教育史著作38种,共选入古代教育人物187人,按其选入频次可分为低频人物(162人)、中频人物(21人)和高频人物(4人),有86人只被选入1次。从所选入人物及其频次看:这些著作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宋以后则更侧重理学思想;从所选入人物的时代分布看:“厚古薄今”倾向明显;从所选中频人物、高频人物看:所选入人物身份比较混杂,教育家之外,传说人物、政治家、诗人、军事家、天文历算家、经学家等都有;从所选入人物学派背景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体现出儒墨道法相争而以儒家为主导、儒道法相抗衡的现象,而两宋时期的人物则体现出学派蜂起而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现实;从所选入人物的重要性看:所选入人物的重要性与被选入频次基本相称,同时也存在应当选入而未选入、所选入人物被高估或被低估等情况。在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中建构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古代教育人物群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具体实践中,可将20世纪上半叶我国38种教育史著作中中频人物、高频人物25人视为学科初建时期构建出来的古代教育人物基本群体,其中高频人物4人可以视为核心群体。基本群体基本能够反映中国古代教育的实际状况,但核心群体却不足以反映古代教育的核心价值。因此,如能让非儒家的一些中频人物进入核心群体,让一些低频人物进入基本群体,将会是理想的结果。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教育系科课程设置研究

20世纪上半叶,我国大学教育系科课程设置演变经历了四个时期:萌芽期(1901—1914年)、初创探索期(1915—1920年)、自由确定期(1921—1938年)及制度化期(1939—1949年)。总体来看,我国大学教育系科课程设置虽然有着鲜明的外国烙印,但是其本土化特征日益凸显。国家政策要求、外国教育学的传播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等是影响教育系科课程设置的主要因素。在回顾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教育系科课程设置的发展历程,并总结其特征的基础上,当下大学教育系科课程设置应合理继承历史经验、重视国家课程标准的指导,同时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体现院校特色,并注重课程结构的合理化,定期对课程进行评估,以推动课程的更新和可持续发展。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通史中的唐宋派

作为明代重要的散文流派,唐宋派进入本土学者的中国文学通史始于1904年。清末民初,传统学术观居于主导地位,文学史中的唐宋派叙述与《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体相近。“五四”以后,纯文学观、进化史观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唐宋派叙述被纳入复古与革新相互对峙的框架,唐顺之的“本色论”和归有光的日常生活散文受到极大关注;与七子派相较,唐宋派是换了另一种旗帜的复古还是开启了文坛的新气象,也成为关注焦点。1938年后,叙述基调渐趋一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作为“五四”以来具有总结性意义的著述,对20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学史统编教材具有示范作用。

论20世纪上半叶“红色”意蕴的政治转化

“红色”一词由传统意义上的颜色类别转换为具有“革命”意义的政治概念,1920年前后国外的传入至为关键,至于其传播渠道,主要体现为对俄国等欧洲国家及日本、美国等国革命运动的报道。20世纪20年代中叶之后,随着国共关系趋于破裂,国民党与北洋军阀合流,“赤化”“红色恐怖”中的“革命”意味开始发酵。到了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共产党所办报刊与所编教材的自我认定,“红色”一词的“革命”意蕴最终定格。

19世纪上半叶中国与伊朗的瓷器贸易情况探析

19世纪上半叶,销往伊朗的中国瓷器主要通过印度孟买进行转运。此外,阿曼的马斯喀特也是一个重要的转运港口。由这两地运来的中国瓷器通过沿海港口及陆路交通进入伊朗各城市。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伊朗消费的进口瓷器以中国瓷器为主,但在19世纪30-40年代,随着中国出口瓷器质量的下降、英国瓷器生产技术的提高、英国在波斯湾的扩张,以及英国制定华瓷出口关税标准等因素的影响,销往伊朗的中英瓷器形成此消彼长的态势,此后销往伊朗的中国瓷器便逐渐式微。

对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反犹主义的历史考察(1900—1945)

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处于第二次反犹主义高潮时期,它继承了第一次反犹主义高潮的部分特点,同时又随着美国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兴媒体行业的反犹倾向使得反犹主义以种族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战之后,美国反犹主义中又夹杂着“布尔什维克主义恐惧”、孤立主义情绪等,并随着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到来和罗斯福新政的开始,美国社会的反犹主义呈现出扩大化、极端化、组织化的特点;及至1941年美国参加二战,美国的反犹主义仍存在于军队、社会舆论和政府的难民政策之中。直到1945年后,随着纳粹大屠杀事件的披露,才最终使得第二次反犹主义高潮逐渐平息下去。

被遗忘的“阵地”:二十世纪上半叶楹联中的革命意识

同主流文体一样,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楹联创作中蕴含着浓郁的革命意识。这种革命既是思想的革命,又是文体的革命,突出表现在语言句式、意象运用、写作意图等诸多方面。作为革命意识高扬的又一阵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楹联不仅借汉语文字描绘出革命斗士英勇的战斗姿态和无畏的斗争精神,还在字里行间流露出革命倡导者们磅礴的生命劲气和崇高的思想理念,具有极强的时代价值和社会价值。

20世纪上半叶康区政治秩序建构与社会制度的历史选择

20世纪上半叶,中央政府对康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逐渐将之纳入省县制度的框架。作为边地多民族省份,省制在康区的施行存在特殊性、复杂性和局限性。国民政府将民族问题定位为地方问题,以地方自治解决康区土司问题,并对农奴制度进行初步改革。由于受康藏局势的影响以及阶级局限性,国民政府没有对农奴制度、土司制度所依存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革。康巴精英格桑泽仁则从族裔自治的角度提出了废除省制建立自治地方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成为康区的制度架构。民主改革后,康区社会制度实现了全面转型,这是近代康藏历史发展和人民选择的结果。

论20世纪上半叶的同志会

在20世纪上半叶,我国以“同志会”命名的社会组织大量兴起。从性质上讲,其主要分为政治类同志会、经济类同志会和其他类别的同志会。从管理机构、选举方式与任期以及入会资格、会费会期上讲,同志会的运作虽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且积极性与消极性并存,但近代民主化趋势突出。20世纪上半叶同志会的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曾达到三次高潮,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19世纪上半叶越南阮朝“半银半钱”港税探析

1802年,阮福映建立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这一时期,阮朝逐渐完善入港勘验制度,初步确立了“半银半钱”的港税制度。学界对阮朝港税问题多有关注。孙建党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越南阮朝明命时期的对外关系》①中探讨了越南明命时期对清朝商船的港税征收标准。成思佳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从多元分散到趋近统一--越南古代海洋活动研究(1771~1858)》②中对19世纪上半叶阮朝港税情况做了梳理。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手风琴艺术的传播

20世纪初 ,作为西洋乐器的手风琴传入中国 ,并以其携带方便、价格便宜、简单易学等特点逐渐为国人接受 ,成为我国社会音乐文化生活的重要现象之一 ,对大众音乐的传播与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目前有关早期中国手风琴的理论研究工作还比较欠缺。本文以史料为基础 ,主要叙述了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手风琴的传播与发展状况。

20世纪上半叶西辽河流域巴林左旗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分析

从1918年放垦，巴林左旗经历了近百年的聚落兴建与农业开垦历程，以20世纪30年代初为转折点，此前聚落分布以空间扩展为主，以后转为密度增加，在聚落空间分布形式变化的同时，聚落高程也表现出从400～600m高程区这一自然条件具有优势的区域向其它高程扩展。在人口的推动下，巴林左旗聚落空间演变与环境选择经历了由疏至密、由优至劣的过程，并随着农业发展，农田扩展与资源的有限性构成了人地关系的矛盾焦点。

从文化视野析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服装造型变革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服装造型结构的变革有着本质变化,传统直线式宽松离身服装结构,逐渐被关注身体机能、注重身体形态的窄体服装所取代。分析认为,服装造型结构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与中国文化的转型存在必然的关系。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变化翻天覆地,服装的发展冲出封建社会的樊篱,呈现前所未有的繁华。影响服装造型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清末民初政治制度的频繁更迭是产生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民权与平等思想的不断深入宣传、社会风尚的转变等因素,都是推动服装造型结构变化的深层次动因。

论20世纪上半叶“教育科学”概念在中国的形成

"教育科学"这一概念,既受中国五四时期"科学"观念和教育学多元化趋势的影响,又受"科玄论战"和"教育崩溃"论争的波及,并与国内教育科学化运动的兴衰密切相关。教育科学概念在中国具有独特的形成过程,受美国实验教育学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教育科学"概念。此后欧美各国关于"教育科学"的论争被陆续引介到中国。在此过程中,"教育科学"与"教育学""教育哲学"等相剥离,进入教育学分类,并成为大学的系科建制名称。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者对"教育科学"概念的认识对中国现代的教育科学概念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教育学者对"教育科学"的认识深受"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在认识过程中受欧美多国熏染,"一名多实"的现象影响了中国教育学的分类,同时这些认识特征也反映了教育学在中国成为独立学科的急切呼唤。

刘海粟二十世纪上半叶美术展览活动考述

本文以刘海粟先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术展览活动为线索,从展览的内容、参展作品、展览策划以及市场化运作等方面进行考辩与论述。进而揭示出一个更为全面、立体、生动的美术展览积极先锋之刘海粟先生形象。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及其特征

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在中国已呈现出分化与综合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包括四个层次，近50门学科的学科群。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体现了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与师范教育的发展密切相连；第二，注意面向中国教育实践；第三，突破了学校教育的藩篱；第四，适应了教育学的分化趋势；第五，学科建设不平衡现象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