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的多重文化向度

作为中华文化的第一书——《尚书》,本身意味着是中华儒学的第一教材,是儒学的发源地之一;《尚书》有多层意味:上古之书、顺天命之书、先民遗传密码之书;《尚书》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信使,充满中华民族治理天下的政治智慧。《尚书》在当下中国意味着先人给我们提供了一部解决现在面临的道德伦理、社会秩序等问题的借鉴可能,其地位与西方的《圣经》相似,可谓中国的《圣经》。

帛书《要》与《墨子》称说“尚书”意旨新探——兼与郭沂、廖名春诸学者商榷

帛书《要》篇中出现的“尚书”二字对已有的《尚书》学史的基本观点并未构成本质性的冲击,最多只能说是细微的修正而已:出土文献中称说的“尚书”与传世文献中称说的《尚书》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所谓的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要》篇中的“尚书”既不是指《连山》、《归藏》,也不是指《尚书》;《墨子·明鬼下》篇中的“尚书”也不是指《虞书》。“尚书”在先秦时期泛指“上古之书”,《墨子·明鬼下》子墨子称说“尚书”二字有可能来源于《要》篇孔子称说上古典籍的习惯称谓。曾一度被学术界公认的清人王念孙改《墨子》中的“尚书”为“尚者”的观点值得怀疑,王氏之说虽然在文本上下语气上讲得通,但并没有实据,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据己意臆改,其说在出土文献的确证下显然已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