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西夏上奏文书

西夏上奏文书从有关史籍可知,数量不少,但是完全保留下来的并不多,这些文书就成为研究西夏与宋、辽、金关系的珍贵史料,也是了解西夏政治制度的有力佐证。本文简单地勾勒了西夏上奏宋、辽、金文书的概况,并对其进行了类别的划分,然后对上奏文书进行了粗略地探讨,以方便学者们的研究。

汉唐臣僚上奏制度研究

臣僚上奏制度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国家办理国家政务过程中产生的自下而上的文书制度。随着国家行政制度的发展和变化,秦汉至唐臣僚上奏文书的名称、程式、用语、称谓与书写格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下诏与上奏：宋代官府的图书访求活动

宋朝自建立以来,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图书访求活动。皇帝或亲自撰写诏书,向全国发布,征求书籍,或朝臣撰写后,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征求官府所缺和所需书籍;朝臣也会充分发挥主体性和能动性,上奏皇帝,请求皇帝编书、访书和藏书。官府图书访求活动,都是在前代所藏书籍基础之上,针对前代目录所缺书籍求访,充分体现了图书访求者和编撰者的目录学思想和书籍传播思想,为后代整理、编撰图书,考察历朝历代图书的传播情况,提供了基础和借鉴。朝廷通过访书这种形式,实行图书统一管理,从源头控制书籍传播,进而巩固政权,实现国家治理。

论现存《天圣令》非颁行文本

新近发现的明抄本是宋仁宗时期修订的《天圣令》,这一发现已经促进了唐史研究,使唐朝前期的制度与唐令等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因而获得巨大进步。但是,对于此《天圣令》的性质,研究者很少涉及,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回避以过。从《天圣令》的编修过程入手,可以看出此《天圣令》不是颁行本而是上奏本。这是《天圣令》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理解《天圣令》和唐朝的制度都是无法回避的。

现存《天圣令》文本来源考

天圣七年五月详定编敕所上奏的《天圣令》,其中有著于逐卷末的《附令敕》,时《附令敕》并未单独成书,也没有卷数。经过两制和刑法官的再看详,原先附在《天圣令》逐卷末的《附令敕》被移出,单独编撰,这样就形成了有卷数的《附令敕》。天圣之后的庆历、嘉祐、熙宁立法也都编撰有独立成书的《续附令敕》。《天圣令》有天圣七年颁布的征求意见本和天圣十年颁行的雕版印刷本。今天我们看到的《天圣令》文本没有《附令敕》,这个文本应是源自经过两制与法官再看详后的颁行本。这个颁行本删去了原先上奏本中著于逐卷末的《附令敕》,将其另行编撰成书,但对于上奏时附录的不用之唐令,却没有删去,仍予保留。

试析隋李谔《上书正文体》

东晋以降 ,文风浮华 ,内容空洞 ,“损本逐末”。隋初 ,治书侍御史李谔提请文帝杨坚用行政手段端正公文文风。本文以其《上书正文体》为研究对象 ,从文种学角度出发 ,探索“上书”的历史渊源与向“奏”文种转化 ;分析后世沿用残留状态的上书之原因 ;印证该实例所处的文种演化阶段。从文体写作的角度出发 :分析该文所崇尚的“儒素”之内涵 ,是强调公文以实用为本。“儒”指内容实在、“素”指文字朴实。与文艺作品基本出发点 ,以意境为统率、情趣为根本、欣赏为目的 ,明显有异。进而分析李谔的主张在公文写作指导思想上的局限性。

论日本军部政治职能的加强及其法西斯化

从军队的法西斯运动开始 ,日本军部凭借其在明治宪政中所处的优越地位 ,建立了总体战体制 ,走向政治化与法西斯化。全面控制国家政权的法西斯化的军部 。

论日本军部职能的加强与日本法西斯化

日本的法西斯化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 ,它不是通过法西斯政党夺取政权的方式来实现 ,而是由军部不断扩大其职能、逐步加强对政权的控制而完成的。日本军部是日本法西斯政权的核心 ,日本的法西斯专政就是军部法西斯专政。

《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制定过程新探

论文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清政府制定国籍法的动机和《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的制定过程做了进一步探究。研究显示,清政府制定国籍法,是顺应现实政治的需要,具有多重动机。解决荷印华侨国籍问题,可谓是清末国籍法诞生的催化剂。在国籍法制定过程中,清政府有关部门之间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最终完成法条的制定工作非常仓促。修订法律馆最先拟成国籍条例草案说帖,而后完成《国籍条例草案》。草案经宪政编查馆审核、修改,最后定稿为《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东方杂志》等报刊刊载的《中国国籍法草案》不是《大清国籍条例》的草案。《大清国籍条例》的草案应为《国籍条例草案》,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应为会签本,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收藏的则为上奏本。

康熙时期宫廷传教士的上疏途径

康熙时期的宫廷西洋传教士时常为在华天主教事宜陈情言事。鉴于朝廷处理公务有固定的文书和流程,西洋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何上疏言事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结合中西文献,考察1692年西洋传教士上疏请旨容教的过程,并认为,西洋教士上疏言事因循朝廷已有规定和程序,偶有违例。康熙朝传教士重视上奏权,这与皇帝处理政务的习惯以及对传教士的态度有关,也是西洋人争取任职钦天监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的绿头牌奏

绿头牌奏是清代京内衙门或个人使用的上奏文书,又称牌奏、大牌。它在清入关之前可能已开始使用,具有简单直接的特点。清前期,绿头牌奏在清廷日常政务活动中普遍使用。乾隆朝以后,绿头牌奏被制度化,使用范围大幅缩小,主要限制在清廷礼仪事务的处置上。但绿头牌奏一直存续至清朝灭亡。

1889年宪法使军部成为真正的“权力核心”

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直接领导军部，并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即凡有关军事问题，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但近代天皇制的特点是天皇很少亲政，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也多数是只听不答，所以，陆海军名义上直辖于天皇，实际上无所约束，自成中心，在天皇权威的光环中，军部成为真正的“权力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