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分布特点、变化趋势和影响波及

采用中国证券市场1992～2010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全样本数据及各地区市场及历史数据，考察企业各类违规行为的分布特点、变化趋势及其基于中国特殊情形的原因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终极控制人所有权一控制权的分离将明显弱化终极控制人所有权比例对上市公司经营层违规概率的显著负向影响．至少在终极控制人所有权比例大于10％的情况下，终极控制人控制权一所有权分离度与企业股东违规概率显著正相关，而终极控制人所有权比例的作用则并不显著；终极控制性股东的“国有”或“非国有”的性质并不重要，而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企业治理机制产生作用的前提；社会普遍的契约意识是影响企业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公司价值、外部治理环境和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采取沪、深两市2335家上市公司2013-2014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数据,运用Logit模型,通过数据分析检验了上市公司的公司价值、外部治理环境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程度。通过对样本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净资产收益率、每股净资产、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企业无形资产价值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影响很小。托宾Q值和法制化水平等指标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高管异质性、企业社会责任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来自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和企业社会责任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⑴高管教育背景对企业违规行为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高管的学历越高,企业越不容易违规;⑵高管的年龄和女性占比都对企业违规行为有负向影响,但均不显著;(3)企业高管是否具有金融背景对企业违规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⑷社会责任和企业违规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指数越高,企业越不容易违规。因此,为了减少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应当从提高高管的学历、提升专业知识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着手,以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否抑制公司违规行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选取2013—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在标准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能够抑制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且这种抑制作用在民营企业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此外,通过分析研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公司违规行为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内外部治理水平抑制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即存在“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同时,相比于存货类和固定资产类,公司更关注收入类和应收账款类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在进一步细分公司违规类型后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仅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和领导人违规行为表现出抑制作用,而在经营违规行为的样本中不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框架,也为政府相关部门评估新审计准则政策效果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违规行为处罚效果的统计研究

本文以18家因虚假陈述被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采取事件研究方法,对监管部门违规行为处罚的效果进行统计检验,得出市场对违规处罚反应并不强烈、市场监管滞后或市场对违规行为调查提前反应三种可能性结论,并据此建议证券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大违规案处罚力度,提高违规处罚的市场震慑力;调整完善市场监控系统,强化对违规案件事前事中监管;改进案件查办方式,防止信息泄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