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书业与上海书业的发展

上海是我国近代出版业的发祥地,从清末民初开始,已有百年历史。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在上海成立,创办初期以印刷为主,至1901年改为股份公司,次年建立编辑所,标志着商务印书馆在出版业上的一次跃进,也是我国近代出版业上标志性事件。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1930年龙门书局在上海成立,1938年更名为龙门联合书局,以出版和引进国外教材、辅导及学生课外读物著称。

上海书业商会于《大清著作权律》实施的推动

民国初年,大总统发布对前清法律有条件援用的命令。上海书业商会请求各省根据大总统令,保护书业各书商出版物的著作权。各省批词对于是否保护、如何保护并不一致,内务部发布《著作物呈请注册暂照前清著作权律分别核办通告文》,通告《大清著作权律》暂行援用,从而明确了《大清著作权律》在民国继续有效。

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的分期问题

出版史学界一般以1905年"废科举"为界,将上海近代石印书业划分为"黄金时代"和衰落时代。本文以石印书局的沿革和发展为视角,将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细分为滥觞、发展、转型和尾声4个阶段。

何以代刻?——上海近代书业技术革新多元因素考察

在上海近代书业的变革与演进中,并不存在一个"雕版—石印—铅印"的线性发展脉络,而是中国传统印刷方式与舶来的西式印刷技术在一片空白基础上展开的反复竞争。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完善的西式石印和铅印技术逐渐臻于成熟,并根据市场细分,拥有自己相对稳定的受众群体。传教士印刷和洋商出版是上海近代书业发展的引领者,而华资书局则是变革的体现者与成就者。三者共同造就了上海近代书业印刷技术"铸在刻先""石以代刻"和"石铸并行"三个发展阶段。

晚清的“书底”与版权保护——读《版权谁有?翻印必究?——近代中国作者、书商与国家的版权角力战》

王飞仙所著Pirates and Publishers(中译本题为《版权谁有?翻印必究?——近代中国作者、书商与国家的版权角力战》)从多个层面论述版权和知识产权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历程,是一部系统全面的中国版权史论著,但该书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试图在更大范围内对晚清出版业秉持的版权观念进行全面分析,并对书中错误结论的由来展开细致讨论,深入考察中国近代书业的版权保护实践。

近代中国大陆第一部出版专刊《图书月报》研究

采用文献调查法,对晚清时期出版的《图书月报》进行了历史钩沉,并以此为窗口和平台,窥见晚清社会出版业蓬勃兴起的历史背景、行业思考及当时优秀出版人的持守。该杂志依附并服务于上海书业商会,将协会工作与业务探讨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该刊内容相对专业严肃,识见较深,但趣味性稍显不足。杂志的发行可圈可点。该刊对当下出版类期刊在信息建设、平台建设、业界交流和专业思维培养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技术与成本之困:1935年汉字改革运动中的上海出版界

学界习惯从思想史的角度审视近代媒介的变迁,然而媒介发展虽体现了思想的演进,亦受制于商业的诉求。本文利用上海档案馆所藏上海书业同业公会档,审视上海出版界如何出于"成本"的考量而应对国民政府教育部汉字改革运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施行注音符号以及简化字,然而简体字改革遭到政界、文化界以及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的诸多反对。虽有方案未尽完美的原因,但上海书业主要考虑简体字需要重新雕刻字模,浇铸铅字,成本高昂,库存压力极大,所以选择支持注音符号,而反对简体字。由于上海出版界执全国之牛耳,此次简化字推广无疾而终。

《图书月报》——我国出版界创办的最早期刊

作为上海书业商会的机构刊物,1906年创办的《图书月报》是我国出版界创办的最早期刊,该刊的创办者是后来中华书局的奠基人——陆费逵。《图书月报》的作者群体中,陆费逵之外,一是以出版机构编辑员名义著名者,如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二是出版界的著名人士,如公奴、擎一、觉我。总之,《图书月报》的作者群体集中在出版界,该刊是出版界自我撰文、自我推介图书及相关理念、法典的近代中国第一专刊。至于其所发表的十五篇的文章中,除了介绍了日本出版法、东京图书业会章、西方有关图书方面的谚语等之外,集中阐述了著作家的责任与宗旨、学堂应附设图书馆等主张。

《盗版商与出版人》补遗:对两篇书评的回应

本文是《盗版商与出版人》作者本人对前面两篇书评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的回应,并在此基础上稍作延伸,交流学术观点与写作思路,期待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更开放丰富对话的方向及可能性。

民国初期两次邮资调整风波

中华邮政成立后,至1922年10月整整11年间,信件邮资一直沿用和维持着清代的收费标准,于是当北洋政府邮政总局发布通告,首次决定于1922年11月1日起调整邮资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上海书业商会首先致电总统、国务院、交通部和教育部:书籍邮费增加一倍,每本小学用书售价仅4分,现在邮费就要2分。

鸿宝斋书局与上海近代石印书籍出版

上海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的出版业中心,所依靠的不仅仅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的大型出版企业,为数众多的中小书局是构成上海书业生态坚实的基础。光绪十三年(1887年),浙商何瑞堂开设鸿宝斋书局于上海英租界,1956年方才停止营业,历时69年。该局可按经理人的更替,划分为三个时代:沈静安时代、乌仁甫时代和丁方定时代,而这三个时代恰又对应了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的繁盛、衰落与终结。以石印书局为主体的书业公所是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的同业组织。作为创建者之一,鸿宝斋一直在书业公所中拥有较高地位,并为维系公所的运作和发展贡献颇巨。

《朱槐庐行述》整理并序

作为上海与江南传统书业的代表人物,朱槐庐曾担任扫叶山房书局经理达三十年,创建校经山房书局,并参与组建上海石印书业行会书业公所。1912年去世后,其子为之撰写行述,含有不少书业资料,故为之整理如下。

中国现代文学的翻版书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翻版书,尽管一些出版机构以及作家联合起来采取各种措施与不法书商进行了斗争,但始终未能消弭翻版书。翻版书严重阻碍现代文学生产的正常进行,危及现代作家的生存,甚至损害现代文学的生命。翻版书在文学的底层传播中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部分翻版书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客观上为打破国民政府的文化围剿提供了助力。此外,翻版书还有辨伪的价值。现代文学翻版书应给予辩证地审视,它是一个颇值得深化和细化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