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外籍律师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诉讼参与

《上海华洋诉讼案》系1909—1913年间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美国会审官以美驻沪领事署名义呈致会审公廨之函件钞本,其中有100余帧为美国会审官向会审公廨转送外籍律师所递诉状、申诉函的附函说明或交涉意见。钞本显示,当时外籍律师在会审公廨之诉讼参与活动,无论是在华洋混合民商讼案中担任华洋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还是在刑事讼案中担任原告华人的代理人或被告华人的辩护人,抑或自己作为原告径自向公廨提起诉讼,皆借助外籍会审官之力得以进行。外籍律师在会审公廨的诉讼代理及辩护活动,呈现彼此背离的双重面相,既体现了其凭借自身特殊身份干预会审公廨审判活动之不良居心,亦展现出一种鲜明的职业伦理色彩。

孙传芳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收回

孙传芳任江苏省最高军政长官期间，曾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收回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江浙绅商的赞许。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始末

1869年正式成立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在其数十年演变过程中权力日益膨胀,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司法主权。收回会审公廨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多年之诉求。1926年中外双方再次展开交涉。初由北京政府外交部与公使团在北京谈判,因中方坚持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纯粹的中国法院以取代会审公廨,不再允许领事团及工部局对法院事务施加控制,谈判陷人僵局。其后,上海地方当局与领事团继续交涉,由于中方让步,双方达成了临时解决办法,但中方收回的权益相当有限。尽管如此,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作为挽回中国沦丧之司法主权的艰难起步,其积极意义还是值得充分肯定。

论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

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是近代租界法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其成立以来,由于晚清政府的软弱和时局动荡等原因,法租界会审公廨俨然成了法国人的法庭。他们在上海法租界中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侵犯程度是所有租界之最。但是仍应看到积极的一面,法公廨中实行的起诉、审判程序、案件的执行,以及辩护制度等,体现了现代法制的特征,为我国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转型起到了促进作用。

会审公廨司法审判权的“攫取”与“让渡”——会审公廨移交上海总商会调处民商事纠纷的分析

会审公廨是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一种特殊司法现象,传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审公廨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司法权的"攫取",但现有的史料表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将一些商事纠纷移交给上海总商会处理,这种司法权的"让渡"与"攫取"的冲突,需要合理的历史解释。会审公廨司法权的"攫取"是租界寻求司法保障以维护其秩序,司法审判权的"让渡"是租界对商会这一优质的社会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以求及时解决商事纠纷以维护租界秩序,司法审判权的"攫取"与"让渡"在维护租界秩序上实现了价值目标的统一。

关絅之与上海会审公廨

关之是上海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曾任职的公共租界会审公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机构,是东西方之间法律制度和司法、审判习惯差异的集中体现。关之任公共公会审官前后十余年,与驻沪领事团和公共租界工部局斡旋,为挽回国家主权而不懈努力。为谋求华人的权益,他与租界外国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成为上海商民利益的“保护神”。

“位势”的迁移:上海总商会与收回会审公廨运动

1925年5月,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审讯五卅事件被捕的学生,激起全国民众极大愤恨,收回会审公廨成为民众共同的心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谈判条件的确定、交涉地点的转移、刑事陪审权的收回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上海总商会扮演着多元利益协调者的角色,对各种政治势力起到平衡作用,是各方重要人物重视的调停力量。

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审判的主要特点与影响

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频仍,小说戏曲案件是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值得关注的审判事务,部分西方法律制度被移植到小说戏曲案件审判之中。从审判程序上看,小说戏曲案件属于违警罪,租界警察既是小说戏曲案件的主要侦缉力量,也是主要起诉方;在案件审判中,比较重视证据,出现了被告聘请辩护律师的现象,公廨谳员的审判权力逐步被外国陪审官侵占。从量刑标准上看,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判罚开始了刑罚的近代转型:一是量刑比清朝衙门采用的刑罚要轻;二是率先移植了罚金刑。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从侦缉力量、罚金刑移植、量刑轻刑化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管理法制的近代转型和中国现代文艺管理法制的建立。

晚清上海陋俗治理中的司法困境与中西矛盾——以法租界内的台基案为例

“台基”指男女赁屋宿奸之所,晚清时期曾在上海盛行一时,尤以法租界为甚,被视为地方陋俗的代表。上海道台、知县和租界会审公廨谳员严加禁止,报章也多有挞伐,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禁令和舆论皆从道德出发,指斥台基毁人名节,淡化其违法属性。加之奸罪取证困难,以致法官无法严格依据清律断案,仅以薄惩示儆。此外,中西法典对通奸罪的定性不同,法租界内华洋会审体制下法国陪审和巡捕房对华人案件的干预,使得会审公廨中方谳员难以肆意对台基案犯施以重刑。台基之风折射出上海陋俗治理中道德与法律的纠结,以及华洋当局在司法观念和城市管理上的差异。

上海租界会审公廨间的权限之争——以1902年《上海租界权限章程》的出台为中心

1902年,法国驻沪领事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就法租界会审公廨和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审判权和传拘权问题爆发了激烈争论。此次权限之争的直接原因是两个会审公廨成立之初均缺乏完备的章程,深层原因是1900年前后英法在华争夺势力范围激化了法国领事和工部局在上海的竞争关系。出于保守的对华外交政策,英国政府不愿与法国直接对抗,这构成英国领事和工部局之间的主要分歧。面对法方的强硬态度,失去英国政府支持工部局的不得不做出让步。最后经各方调停,北京公使团颁布了《上海租界权限章程》。该章程第一次明确了两个会审公廨各自的司法权限,法租界会审公廨正式获得了与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同等的地位和对等的权限。

晚清上海会审公廨谳员群体与租界华洋权势变迁——以陈福勋、葛绳孝和金绍城为例

会审公廨谳员是清政府在上海租界最重要的常设官僚,兼具司法和行政职能,既与外国陪审会同审理民刑诉讼,又参与租界华人治理。谳员周旋于上海道台、知县、外国陪审和租界当局之间,其事功与起落折射出华洋权力格局的变化。鉴于他们的职衔低微权限不足,加之会审章程并不完备,谳员既要成为华洋当局之间的缓冲带,又要维护清政府在租界的法权,绝非易事。总之,谳员缺乏固定的品秩和行政资源,无力从制度层面制衡西人的擅权,进退失据之中难以维护国权,此乃租界沦为国中之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晚清上海会审公廨中的口译活动与华洋角力

会审公廨是清政府设立在租界内用于审理华洋案件的司法机构,其案件庭审过程是晚清时期华洋角力的缩影。在这一混合法庭中,语言资本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外双方在庭审中的话语权,而口译员作为庭审中的主要发声者之一,其能力和表现直接影响着中国谳员和外国陪审官在庭审中发挥的作用。本文以晚清时期会审公廨庭审中的口译活动为切入点,借助相关史料考察中外译员的构成情况和工作表现,对华洋官员在庭审中的样态进行观察,并进一步探究庭审中口译活动与华洋角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拘押所和会审公廨监狱探析

1856年起建立的法租界巡捕房和1911年起建立的会审公廨监狱，较长时间内，一直是上海法租界关押犯人的场所；其上层管理人员是以法国人为主的西籍人员，下层人员主要有安南（越南）人，也有少数中国人。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学界对法租界监狱的研究非常薄弱，其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空间。

试论近代“会审”制度

“会审”是中国近代一项特殊的司法制度，它是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侵华特权，是列强在华行使其领事裁判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会审法庭最先创设于上海外国租界，并陆续扩展到鼓浪屿、汉口的外国租界和东清铁路。列强通过会审特权的行使，扩大了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同时，列强在会审法庭中，不以中国法律为审判依据，干预法庭诉讼程序，不仅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的独立性，而且侵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会审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化加深的重要标志。

清末上海华洋交涉“曹锡荣案”始末

晚清上海华洋杂处,多种政治势力并存,各按其自身规范运行,一旦发生影响广泛的事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上海道台、上海公共租界领事团、上海知县等,往往互相交集,反复筹谋。1883年发生的曹锡荣案历时四年,工部局在领事团支持下,与上海县衙、上海道台争夺对嫌犯的羁押权、审判权,上海会审公廨也成为各方权力角逐的场域。当工部局试图冲破约章束缚、强势争夺对租界华人的司法权时,与领事团的矛盾也逐渐产生。最终失去领事团支持的工部局逐渐转向适应和利用清方规则以平息纠纷。

1905年上海租界震惊全国的中英联合会审风波

会审公廨对现代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字眼，但它在上海历史上却曾占有重要一页。廨，原意为古代官吏办公地；所谓会审公廨，就是洋人和华人一同会审而设立的执法机构。1905年上海发生了一件因会审公廨而引发的大风暴。当时上海的会审官员与上海市民，同公共租界中的殖民者为力争主权发生冲突，轰动全国，并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反响。为弄清事件真相，我们得从头说起。

袁树勋与“苏报案”

"苏报案"是清末震动中外的大案,也是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的名案,其意义巨大,影响深远。袁树勋为清末封疆大吏,他严厉镇压反清爱国志士,任上海道台期间由其亲自处理了"苏报案"。但他竭力反对列强入侵,主张维新,又有进步的一面。论文以袁树勋任上海道台期间处理"苏报案"为中心,论述了"中西新闻自由观的第一次大碰撞";并试图概述、概评袁树勋复杂的一生:他努力维护国家主权,阻止洋人越界筑路,拒绝租界当局参与黄埔江疏浚工程。在其任所内,力所能及地进行了一些"新政"、"美政":山东巡抚任上首开咨议局,裁汰冗员,整顿吏治;两广总督任上,奏请设立广东大学,并建议召开国会;关心家乡的慈善、教育等公益事业,多有捐助。他反对列强,主张变革,是其爱国思想的表现;他镇压革命,扼杀《苏报》,表现了对清王朝的忠心。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时代的忠君爱国人物。

苏报案后中西权力抗衡思考——以对章、邹的审判为例

苏报案后,中西的交涉反映出中西权力的抗衡,而之后的审理又反映出"中西在司法制度上的难以理解"。虽然苏报案中公共租界西人利用领事裁判权和相关机构工部局,以及律师辩护制来抗衡清政府的审判建议,严重践踏中国司法,但就案件判决结果本身看,西人的法律权力运作保全了涉案人员(尤以章、邹为剧),使他们免遭沈荩式的残酷虐杀。

1922年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事件考析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寓所被捕。巡捕搜获大量物证,起诉陈独秀违规经营出版事务,并指控陈独秀参与共产党,策划工人暴动。8月18日法租界会审公廨判定陈独秀违反印刷律,没有深究其他罪名。这一轻判表面源于舆论压力,实则是法租界当局既试图维护社会秩序,又力求在中国国内政争中保持中立,避免成为反帝运动攻击的对象。权衡之下,法方决定以退谋进,释放陈独秀后升级了对他和中共组织的监视,以期获取更多情报,蓄谋打击中共的革命活动。较之"一大"前后,1922年陈独秀案审结后法租界的政治环境一度非常严峻,危及中共的生存,成为1922年10月和1923年2月中共中央机构两度迁出上海法租界的背景。

开放与调适:上海开埠初期混杂型社会形成

上海在开埠以后的20多年中,逐渐由一个比较单一的社会,变成混杂型社会,主要表现在中西管理权限交叉、中西利益交叉、中西法律混合三个方面。本文通过上海对西人开放、租界对华人开放、华洋的抗争与合作、混合法庭会审公廨的形成诸问题的论述,说明上海开埠以后混杂型社会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因缘际会的结果,也是谈判、协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