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技术视角下的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宰牲场特征与价值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宰牲场,作为近代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屠作场所,建筑空间独特且复杂,生产性、功能性极强,建筑设计与结构设计配合精妙,是近代上海优秀的工业遗产,也是结构价值突出的历史建筑。本文通过对宰牲场结构设计主要目标的探讨,分析宰牲场采用无梁楼盖结构体系的原因,结合历史背景的追溯和本土应用情况的梳理,总结重要结构特征元素,从标准化结构设计与结构安全的保障两方面提炼宰牲场结构技术特征,以期丰富建筑结构价值阐释的维度,进一步加深对原上海公共租界中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结构技术成就的理解,提升在工业遗产建筑保护中对结构技术价值的认识。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众图书馆从私立到公众性质的演进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众图书馆(文中简称工部局公众图书馆)作为上海租界市政府董事会重要咨议机构,是民国特殊历史时期各种类型图书馆中颇有代表性的图书馆之一。文章从梳理民国史实入手,详实地呈现了工部局公众图书馆的组织结构和人员构成、规章制度、经费来源与分配、馆藏情况及读者服务项目等堪称当时较为先进性的图书馆管理举措,并将其与民国时期上海地区较有影响的新亚图书馆等五大图书馆进行横向比较,考证了上海工部局公众图书馆从一座私立性质的图书馆逐步演进为具有公共意义上的公众图书馆的演变经历以及革新过程。

“真假教育部”与收回上海租界教育权的斗争——1930年上海“工部局教育部”事件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上海租界教育权问题备受国人关注。1930年10月15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教育部”名义向界内学校函发学情调查表。社会各界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借机发起舆论攻势,控诉工部局擅设“教育部”以操纵租界教育、扰乱教育系统、侵害国家主权,将收回上海租界教育权的斗争推向高潮。上海市教育局亦随即表明反对立场,并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指令下几度核查。然而在工部局巧妙斡旋、教育部人事变动、国民党政权革命性消退等内外因素相互作用下,冲突以工部局公开解释和教育部“暂不置议”的批示结束。此后,中外均加强了对租界华人教育的关注,并在教育权问题上转向温和的斗争模式。各机关团体与社会大众为收回租界教育权持续努力,彰显了国人主权意识的全面觉醒。而国家主权未获独立,从根本上决定了斗争与妥协兼具的国民政府无法彻底解决上海租界的教育权问题。

清末上海华洋交涉“曹锡荣案”始末

晚清上海华洋杂处,多种政治势力并存,各按其自身规范运行,一旦发生影响广泛的事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上海道台、上海公共租界领事团、上海知县等,往往互相交集,反复筹谋。1883年发生的曹锡荣案历时四年,工部局在领事团支持下,与上海县衙、上海道台争夺对嫌犯的羁押权、审判权,上海会审公廨也成为各方权力角逐的场域。当工部局试图冲破约章束缚、强势争夺对租界华人的司法权时,与领事团的矛盾也逐渐产生。最终失去领事团支持的工部局逐渐转向适应和利用清方规则以平息纠纷。

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与城市公共空间之演进——以剧场建筑问题为个案

自晚清以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不断尝试推动华人剧场的建筑变革,但其管理力度长期受三界并立的市政格局制约,实效不彰。20世纪初,华界精英为振兴市面、遏制租界扩张,主导创建第一座新式华人剧场,开启本地剧场建筑的现代转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面对公共租界的合法性危机和华界市政的迅速进步,工部局采取强硬态度处理华人剧场建筑问题,以避免可能冲击自身半殖民统治的重大安全事故。华人剧场建筑问题作为一则个案,折射出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体制下城市公共空间演进过程中多元错综的利益折冲和政治博弈。

从敌侨注册权之争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政府外交

1917年,北京政府选择加入协约国阵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试图借机提升国际地位,并收回部分已失国权。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遵循国际公法和惯例,并参照北京政府的规定,对公共租界内的敌侨实施注册检查,由此与工部局发生激烈冲突。工部局在英国的外交支持下,利用已经获得的租界特权与交涉署检查所进行抗衡。北京政府为避免"因小失大",只能将租界内的敌侨注册权让予工部局。敌侨处置权之争的地方外交实践,深刻反映了北京政府收回已失国权的不易。

鲁迅藏书室

1933年3月21日,鲁迅决定从拉摩斯公寓迁居至大陆新村,所存的藏书于6日后先移至狄思威路藏书室。①日记中提到的藏书室位于狄思威路(今溧阳路1359号)。狄思威路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英国人狄思威名字命名,是越界筑路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