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海公共租界混合法庭

混合法庭是西方列强实现其在近代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上海公共租界混合法庭作为近代中国混合法庭的典型．采用了当时中国衙门的组织形式和西方的诉讼模式．法庭由缺乏法律专门知识和司法经验的陪审官主导审判．它的发展与外人的不断扩权相始终，中国传统法律难于在混合法庭适用。上海公共租界混合法庭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方面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另一方面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司法进步，加快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

论租界的司法制度

人们通常认为,在旧中国列强仅在租界地区行使领事裁判权:或者认为,租界的司法制度是完全独立于中国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制度。这是对租界司法制度两种常见的误解.租界的司法制度,从整体上说,与当时租界外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

“熙尔控杨泰记案”华英合璧全案刻本探赜——兼议早期上海公共会审公堂“审-判”分离模式

新发现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于同治十三年末(1875年1月)开庭审理的“熙尔控杨泰记案”罕见中英双语全案刻本,完整记载了原告起诉状、被告答辩状、两造外籍律师对双方证人的直接询问、交叉询问、再直接询问及结案陈词等审前与审中各环节内容,对于会审公堂早期诉讼程序与审判模式等问题研究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本案前身熙尔控中国御国家案发生于1862年,因原告方欠缺关键物证,本于1863-1864年间已经美驻沪领事法庭组织“会断”为原告索欠不成立,但这起本已了结的陈案在美驻京公使的授意和驻沪总领事官的同意下,依据条约确立的被告主义管辖原则于1874年再度在另一司法机构即会审公堂提起“会审”。同一案件经“会断”到“会审”即一事二审的程序表明,西人实质性操纵着租界司法机构的案件管辖权。本案同时表明,实践中的早期华洋诉讼程序有别于《会审章程》文本中规定的诉讼程序,早期会审公堂实有初等公堂和高等公堂凡两种。初等公堂实行华官主审-洋官陪审制。高等公堂实行华官-洋官会讯制,遵循“审-判”分离模式,即案件由华官洋官会同审讯,判决由华官独立作出。领事在早期会审公堂扮演的是“断事者”而非“断法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