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概念下的评弹流派——《评弹流派的历史与变迁:流派机制的上海叙事》述评

评弹是我国曲艺弹词类曲种中影响最大的南方曲种,而流派是一个曲种发展至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在流派的历史与变迁中探讨曲种的发展,以“机制”为视角重新审视评弹这一曲艺艺术,在民族音乐学界是颇为新颖的研究课题。张延莉博士的《评弹流派的历史与变迁:流派机制的上海叙事》将评弹流派放入“机制”这一系统之中,通过解析流派机制的构成因素、维持因素的历史与变迁,阐释当今评弹流派的生态文化,对评弹流派在上海的生存现状及其文化意义进行了历史的、田野的叙事与阐释。其成文完整,逻辑紧密,但相关探索仍有缺憾和未尽之处。

从《结婚》看师陀的上海叙事

在长篇小说《结婚》中,师陀细致刻画了胡去恶在上海咖啡馆、茶馆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的心理感受和语言行动,展示了其从淳朴本分、到野心膨胀、再到沉沦毁灭的过程,揭示了上海"毁人炉"的特质。在对上海否定性批判的背后,潜在着师陀的乡土情结:他眷恋着乡土的风物,但也批判乡村的落后、愚昧。这就使师陀的心灵陷入了双重危机:既不能认同现代都市,也无法认同自己原本所属的乡土,心灵的漂泊成为必然。

蜂花蝶影里的海上浮世绘——包天笑《上海春秋》的上海叙事

包天笑是晚清文化界一位领头羊式的人物,但学界对其研究甚少,对其文本的关注则可谓无人拓荒。文章以其代表作《上海春秋》为个案,关注包天笑小说的叙事品格和鲜明的上海都市文化特色,从公共空间、近代进程、道德评判三方面论述其对上海的书写。

文化双栖与上海叙事——《子夜》和《上海的早晨》中的城市文化性质探析

城市文化样态在《子夜》和《上海的早晨》这两部长篇小说中确乎有不少的呈现,但基于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文化先天发育不良的痼疾,致使中国城市文化与殖民文化、乡村文化在20世纪以来的相当一个时期内都处于一种双栖的状态,而现当代作家也不得不被置放在一种两难的文化异化的境况中。

从《海上花列传》看社会变迁对上海叙事的影响

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通过"上海叙事"尽其所能地反映了渐变时期的上海社会风貌,尤其是上海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社会变迁深潜于"上海叙事"之中,"上海叙事"是由转型时期的上海社会变迁所生成的。

文化记忆视角下《海上花列传》的上海叙事

《海上花列传》作为海派文学文化记忆的出发地,以商业性上海叙事呈现上海记忆。在文化记忆视角下,这种呈现就是海派文学文化记忆的唤醒和追忆。海派文学通过"上海叙事"构建文化记忆,也促进了上海文化记忆传统的形成。《海上花列传》与海派文学建构上海记忆时,其相互成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使它们互文记忆的意义昭然若揭。这不仅为确认海派文学的"身世"及《海上花列传》对海派文学的奠基性作用提供了另一种探寻的思路,更重要的是,为研究文学内部变化提供了一种记忆与文学模仿关系的分析范式。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叙事

张爱玲是第三代"海派"作家的代表,她笔下的上海叙事体现了她对上海的独特审美和特殊情结。在城市建筑与居民之间,在街头巷尾的俗世生活中,在和其他作家笔下的上海对比中,张爱玲用一个个华美而悲凉的故事阐释了她心中的传奇,彰显了在繁华都市背后透露的人生哲学,也描绘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战乱、繁华的世俗一面。

王安忆长篇小说中的上海叙事及其美学形态——以《天香》为例

王安忆承续了十九世纪以来的上海叙事传统,并以自己的长篇写作造就了当代上海叙事的诗学高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形态。在众多长篇中,《天香》上承《长恨歌》、下启《考工记》,在文化姿态上通过器物书写呈现出浓厚的隐退意识;在情感形态上,提供热烈与决绝等极致化的情感类型,也收放自如地展示出人性深处的丰富复杂;在结构视角上,则采用个体刻画与群像展示结合的手法,既完成了人物性格的典型化,也通过人物形象将上海叙事伸展到了时代背景深处。以上美学特色使得《天香》兼具诗性与史性,成为王安忆本人的、也是近现代都市书写传统中上海叙事的成熟之作、巅峰之作。

建党题材影视剧的上海叙事及城市意象

影视剧作为一种视觉媒介对于城市传播、城市意象的构建具有独特的作用。上海是一座红色革命城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一个不断被影视剧映现的城市。从城市传播学理论视角出发,对《觉醒年代》《建党伟业》《中国1921》《开天辟地》等建党影视作品进行文本细读,通过对街道、弄堂与石库门、码头、租界、十里洋场等城市元素的分析,探究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红色背景下的上海叙事及其城市意象。

从禹风《大裁缝》看当代文学中的上海叙事语言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出发,研究禹风新作《大裁缝》的上海叙事语言,发掘其对上海书写文学传统的突破,是本文的主旨。为此,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考察《大裁缝》的语言艺术与上海书写文学传统的关系,在文学史层面上研究其对上海书写的继承和突破;再从《大裁缝》逻辑严密的语言艺术中的上海空间书写、裁缝行当书写出发,在文本层面上证明其对上海书写的继承和突破。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大裁缝》为客观书写上海租界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提供了范例,其文学史贡献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重绘了上海地图,二是在上海书写中引进了带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红帮裁缝”形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丁玲上海都市叙事下的男性形象

丁玲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叙事下的男性形象可分为三种类型:花花公子型、革命者型及新式封建因袭者型,他们将爱情或当作游戏,或当作人生的附丽,或当作占有的借口,还原了爱情在父权社会中的真实处境,都市成为囚困女性的樊笼。丁玲上海都市叙事传达出具有初步自省意识的新女性对男性的色(肉)与情(灵)的双重失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

上海:历史叙事与本土性建构——重读王安忆《纪实与虚构》《长恨歌》

"本土"既是全球化话语霸权的产物,是第三世界作家进入国际文化流通市场的地方性标识,也是置身全球化语境的中国作家突破西方主流文化编码的重要依据。王安忆上海历史叙事以空间化的叙史方式与本土化的民间叙史立场,鲜明地体现着其本土性建构的意图。王安忆"本土上海"建构中的文化认同焦虑,既是作家个体文化心理认同困境的体现,也表征着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作家本土性建构的困境。

公共空间视野下上海现代市民叙事的空间化特征

"上海现代市民叙事"是指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施蛰存等作家创作的、反映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生活与价值观的现代市民叙事文学。"公共空间"则是在这些叙事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在20世纪30年代市民叙事中公共空间大量出现,文本中的公共空间在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性格、影响叙事视野、改变修辞方式上都发挥了很大的叙事功能。它使20世纪30年代现代市民叙事呈现出全新的空间化特征,也标志着现代市民深层价值秩序的逐步形成。公共空间给我们进一步考察都市生活与市民叙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上海日常叙事中的历史诘问——关于唐颖长篇小说《家肴》

《家肴》的重要性,关键原因在于,唐颖的这一部长篇小说,与她同类题材的小说作品相比较,思想艺术品质已然有了不容忽视的明显提升。在保持唐颖上海书写一贯的日常叙事品格的同时,《家肴》这部长篇小说思想艺术上最根本的一大亮色,却是在日常叙事的过程中以柔中带刚或者说绵里藏刀的方式不无犀利地切入到既往历史的深处,对相关人物所遭遇的不公平命运提出强有力的诘问。归根结底,在一部以日常叙事为其基本特色的篇幅并不算很大的长篇小说中,通过元鸿和容智这两位人物形象悲剧性人生的真切书写,在成功传达某种命运感的同时,对不尽合理的当代历史提出强有力的诘问,正是唐颖《家肴》最不容忽视的思想艺术价值之所在。

论当代文学中的上海城市书写——以《长恨歌》与《繁花》为例

自开埠以来,上海便一直走在中国城市发展的最前沿,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频繁的商业活动促使上海形成了中西交融的城市性格和文化精神。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关于上海的城市叙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且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风。随着历史的发展,上海叙事在当代文学中又呈现出新的面貌。王安忆的《长恨歌》与金宇澄的《繁花》作为当代上海城市书写的代表作品,在重建城市空间、描绘市民生活、捕捉上海的精神意蕴等方面都有着出色的表现。同时,两者也对当代上海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世俗生活的瓦解与消亡、市民信仰的缺失与混乱、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值得人们深思。

从《桃之夭夭》看王安忆小说精神的内在转变

小说《桃之夭夭》体现出王安忆创作的一种"过渡",那种更加倾向于真实而平淡的底层化与民间化的姿态,可以看出王安忆小说精神的内在转变。王安忆在文本中倾入了大量的精力来探索女性内在的生命精神:《桃之天天》无疑是最能体现普通女性日常生活姿态的作品,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是"地母的精神"或一种关于母系生命所创造的奇迹。从"上海传奇"再到这一次真正的"上海日常",王安忆以其细腻的笔触、真实而温暖的感情、熟悉的时空与生活,又一次完成了另一种"上海精神"的建构。

《纪念碑》:上海革命叙事及其展开

1920年代以来,兴起于上海的革命话语蔚为大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之竭力鼓吹与身体力行的欠缺成为时代异常景观,只是在大革命失败及迅速崛起的上海摩登话语挤压下,1930年代以来的上海叙事整体轻易地走向摩登主义建构,及至1990年代以来的上海叙事忽略丰富的历史空间而独独陷溺于民国摩登颓靡调的深情回眸,有价值的革命叙事在百年上海叙事中就显得比较稀缺。基于此,《收获》杂志2021年“长篇小说”夏、秋卷连载的沪籍作家王小鹰的长篇小说《纪念碑》就以澎湃的历史激情与革命叙述一反1930年代以来上海叙事的摩登主调,重拾了上海革命叙事的尊严。

女性、角度与历史的别一种观照--关于唐颖长篇小说《个人主义的孤岛》

丁玲曾经写过中篇小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唐颖长篇小说《个人主义的孤岛》也聚焦于1930年的上海,加入“上海叙事”序列。虽然两者思想艺术旨趣判然有别,但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可以看作是对丁玲创作一种遥远的历史回应。小说动用明玉、金玉、格林等多条线索,对现代社会、人类个体,尤其是相对弱势的女性,如何处理与他人、社会、革命,乃至历史等庞大事物的关系等重要命题,进行了相当个性化的深入思考与表达。

《繁花》现象与中国当代小说的语言建设

《繁花》的深入研究不能离开语言的讨论。小说以言物一致为基本原则,打破了当代上海叙事中的拜物教迷恋,为当下小说突破地方性的拘泥提供了转换思路;小说非个人化的语言策略解放了文学伦理中的限制性部分,这是平衡现今小说私人性与公共性的重要参照。作家对口语的读改实现了一种崭新的言语方式,对话带来了异质的叙述动力,从而有效地纠偏了传统的语言进化论。小说建立在存在与体验之上的语言意识,为现代汉语小说语言观念的革新带来了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