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与“献金”:战后上海市教育局的“尊师”困境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情况尤为严重,物价指数与工资严重脱节,公教人员大受影响,引发市立中学教师怠教。以市校教师怠教事件为契机,上海市教育局发起成立尊师运动委员会,“尊师”运动开始发轫。运动开展后,上海市教育局与尊师运动委员会互相配合,教育局以“尊师金”担保贷款并发起募捐,尊师运动委员会以“尊师”为号召广泛发动义募,成为当时舆论焦点。市政当局不遗余力,明星名人上阵义募,万名学生沿街劝募,尊师募捐掀起高潮。政府主导的“义募”带动了社会自发的“自募”,“募”的热情大大激发,而“捐”的热情却难升华。募捐本应出于自愿,在尊师运动中,屡屡出现学校借尊师之名强令学生家长“献金”之事。随着以“尊师”为名之“献金”由私校扩展到市校,“尊师金”变为了上海各中小学常规性的征收款项。“尊师金”变“捐”为“收”,由自觉性募捐成为公开性收费,尊师运动发生“变奏”。为改善和提高教师待遇,借着尊师运动这股东风,上海市教育局决定由市立学校公开向学生家长征收“尊师金”。教育局出台公开征收尊师金政策,遭到家长和舆论的强烈反对,仅仅一月即在市参议会议决下停征。捐款分配矛盾重重,强制“献金”不再重开。市政当局陷入既要提高教师待遇又难以突破财政困局,既想改善教师生活又无法强制献金的双重困境中。

建国初期劳动教育的兴起与上海的地方性实践

1949年后,中国中小学教育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教育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在中国教育部的指导下,上海市教育部门妥善处理了"1953年升学危机"。危机过后,教训变为经验。小学、初中教育在"过剩"与"发展"的矛盾中继续前行,毕业生的持续过剩推动劳动教育从理念走向实践。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上海地方,劳动教育与宣传动员的范围均在逐步扩大,而劳动教育在实践层面也步入常态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管理外侨学校的地方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妥善安置在华外侨学校,既事关国家教育主权的回收,又关涉在华外国人相关问题的处置,还与中国的对外关系紧密相关,因此备受关注。其中,上海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与上海市教育局较早注意到该问题,并提出应对之策。它们不仅率先对上海的外侨学校进行了充分调研,还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公布了《有关外侨办学的公告》等文件。通过考辨多部门之间围绕外侨学校问题进行的多边协商和政策制订过程,探讨国家教育部门、外交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因应与互动,有助于呈现被学界忽视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管理外侨学校的诸多历史细部,为深化新中国史、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一则生动而鲜活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