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律师与罪犯权利保障探研

上海律师公会有效地制衡监狱等国家权力机关的侵权,表明了其背后民间社会力量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透视了近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衡与合作关系。以民国时期上海律师与罪犯权利保障为视角,可以窥见这种制衡与合作关系的特点。民国时期的律师普遍被视为唯利是图的"金钱律师",上海律师通过律师公会对罪犯的维权表现出的却是另一幅截然相反的画面。上海律师在犯罪嫌疑辩护、入狱罪犯维权以及出狱生存救助等方面切实维护了罪犯的合法权益。

捍卫司法主权的斗争:上海律师公会与领事观审制度的废除

在以上海律师公会为代表的民间社会与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孙传芳政府收回了上海租界部分司法主权,将会审公廨改组为临时法院,中国法官重新控制了法庭审判权,中国律师亦获得了进入租界执行律师职务的权力,但保留了领事观审制度。西方列强不甘心其司法特权丧失,利用领事观审之机干涉租界法庭审判,荷兰观审领事更是侵越中国法官权力,直接将依法执业的中国律师赶出法庭,并做出停职三年的惩戒处分。上海律师公会一方面直接与荷兰领事侵权进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利用专业知识与社会压力团体的作用,敦促、支持政府与临时法院终止荷兰领事观审。在反对荷兰观审领事干涉司法的斗争中,上海律师公会认识到收回全部司法主权是彻底解决领事干涉司法的根本所在,转而投身入收回法权运动的潮流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出于民族主义与司法独立的双重考量,上海律师公会在收回中国司法主权方面选择了与国家合作,并取得了成功,最终收回了租界司法主权,透视出民初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共生、相互依存关系。

从会长负责到委员主持:1927年上海律师公会改组述论

民初确立的以会长制为中心的律师公会制度,初步实现了律师职业自治。随着律师职业的发展和律师公会规模的扩大,会长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1927年,国民党为了加强对上海地区社会的控制,要求上海律师公会进行改组。国民党对上海律师公会的强势介入反映了国民党对律师职业进行控制的强烈欲望,但同时也在客观上为上海律师公会进行改革创造了条件和契机。委员制在上海律师公会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律师职业自治进入一个新阶段,反映了中国律师职业自治模式发展的新方向。

民国时期上海律师公会对律师信誉的维护

民国时期,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合法身份确立,其群体迅速壮大,但因其职业自由性特点以及国家外部控制的不可操作性等原因,出现律师职业道德下降、违背律师风纪以及律师纠纷等现象,并为报纸等媒体传播、甚至放大,致使律师行业信誉发生危机。作为自由职业者团体组织的上海律师公会,为应对这一危机,一方面,加大对律师纠纷内部调解力度;另一方面,采取各种举措阻止报纸等对律师信誉的侵害,维护了律师业的信誉,发挥了职业团体应有的积极作用。

上海律师公会改组浅议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践踏了中国司法主权的独立完整,但也把新的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带入古老的中国,如律师、律师团体和律师制度。1912年,留日法科毕业生成立了上海最早的律师团体"中华民国律师总会",但不久便宣告重组。同年12月上海律师公会成立,依法采用会长制。1927年,上海律师公会改组采用委员制。改组后的上海律师公会贯彻新的管理理念,采用新的管理模式,有效整合了上海律师群体,公会自身也得以发展壮大。上海律师公会的改组体现了中国法律在司法领域实现由权利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型,是先进的司法制度同落后的社会形态逐渐融合的过渡。

上海律师公会与近代社会组织治理

随着近代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宗族社会控制模式逐渐失效,近代中国政府被动引入西方社会组织治理模式,社会组织成为城市社会治理的主体,这种治理体系弥补了近代中央权威衰微以及社会多元化治理的不足。上海律师公会治理严格依据国家颁布的律师章程和律师公会制定的律师公会章程两大规范,建构了三级组织机构的公会治理体系,每一级机构都出台了详细的民主议事规则或办事细则,一切会务依照规定分别交由不同机构办理。上海律师公会严格依法进行了民主规范治理,逐渐成为其他律师公会仿效的榜样。上海律师公会在治理中,还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并与国家进行了良性互动。

民国时期上海律师公会的评述

律师公会也称为律师协会或者律师团体，其生存的基础是高度发达的私法以及程序法。律师公会不仅是律师实现自律以及自治的一个公共机关，同也是一个非自愿性加入的社会团体。西方国家在较强的法与权利观念的前提下产生了相对完善的私法和程序法，律师团体也随之诞生。

法科留学生与上海律师公会

上海开埠后,西方律师制度开始在上海租界内施行,一部分归国法科留学生,也因此开始在上海租界执业。入民国后,归国法科留学生充当了上海律师公会的主要创建者。法科留学生主导着上海律师公会的管理,他们加强行业管理,努力塑造律师良好的职业形象。法科留学生借助上海律师公会的平台,参与民主政治运动,拓展律师公会的社会职能,尝试启蒙上海民众的近代法律意识。在归国法科留学生的多方努力下,近代上海的律师业迅速发展。虽然律师作为一个新兴职业,得到了上海社会民众的认可,但近代法律观念并没有被民众广泛而深刻地接纳。出现这一现象,除传统法观念的抵制外,也与民国政府的政策限制有关。

法律冲突、律师建言与组织角色——以民国时期的上海律师公会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法律近代化受西方法律制度与中国法律传统的双重影响,呈现出其独有的冲突、融合以及向本土化发展演变的特点。无论是民国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出台法律规章,大都难以维持法治与法律体系的统一,不可避免地发生中央与地方、行政与司法、实体法与程序法、普通法与特殊法之间的法律冲突,这些冲突给民国法治建设与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危害。律师作为近代三大司法职业者之一,通过律师公会积极建言司法机关,对相互冲突的法律或法条予以修订或废止,以实现司法体系的统一与完整。律师公会建言司法是法律赋予的权力,律师公会的治理体系与中介职能为律师司法建言提供了重要平台。律师公会在沟通律师与司法机关,推动国民政府在修正、废除相抵触或冲突的法律规章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海律师公会动员与组织抗战述论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进攻上海,进逼平津,侵略华北,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具有爱国传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一个有作为的政府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关键,包括上海律师公会在内的各律师公会在社会动员与组织抗战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通过舆论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与暴行,动员民众,推动政府组织抗战;二是积极参与国防建设,配合国家军事备战;三是不遗余力为抗战提供经济援助与后勤保障;四是竭尽所能反对租界当局破坏抗战。上海律师公会对动员和组织抗战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陈则民与民初上海律师公会改选

上海律师公会是在江苏三个律师公会团体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陈则民是该会创始成员,他利用私人关系逐步主导公会领导层。第二次担任会长期间,陈则民在其兄陈福民特权庇护之下公然触法,激化江苏审检机关内部矛盾,进而引起司法部整顿律师业。基于律师回避条例,陈则民被改派到江宁执业,匆促推定与其关系密切的杨景斌继任会长。1917年底,陈则民回到上海后试图重新夺取公会领导权,却遭到有意蝉联的新任会长蔡倪培抵制。双方权争导致公会组织走向松散。此后几年,公会经常因“投票权方式”和“参会人数”等问题出现流会现象。面对公会的混乱,负责监督的司法行政机关也不主动调解。最后,离任的司法次长张一鹏成为各方均可接受的会长人选,公会纠纷暂时停息。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公会离心倾向,对公会从会长制转向委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则民与民初上海律师公会改选

上海律师公会是在江苏三个律师公会团体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陈则民是该会创始成员,他利用私人关系逐步主导公会领导层。第二次担任会长期间,陈则民在其兄陈福民特权庇护之下公然触法,激化江苏审检机关内部矛盾,进而引起司法部整顿律师业。基于律师回避条例,陈则民被改派到江宁执业,匆促推定与其关系密切的杨景斌继任会长。1917年底,陈则民回到上海后试图重新夺取公会领导权,却遭到有意蝉联的新任会长蔡倪培抵制。双方权争导致公会组织走向松散。此后几年,公会经常因“投票权方式”和“参会人数”等问题出现流会现象。面对公会的混乱,负责监督的司法行政机关也不主动调解。最后,离任的司法次长张一鹏成为各方均可接受的会长人选,公会纠纷暂时停息。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公会的离心倾向,对公会从会长制转向委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海律师甚多败类”:从一起名誉纠纷看民国律师形象

民国律师界一直努力建构一个不同于讼师的高尚职业形象,但律师的职业特点与角色定位使其难以摆脱讼师的阴影。在1930年上海律师"连环"名誉纠纷中,律师伪证、诈财、诽谤、人格侮辱、互相攻讦等污名行为进一步恶化了这一职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上海律师甚多败类"这一自毁形象的言行刺激了律师界敏感的神经,致使更多的上海律师卷入其中。上海律师公会整肃纪律、重塑律师形象的努力因担心"自暴其短"而没有"壮士断腕",效果极其有限。民国律师界试图自我建构的形象与其真实的公众形象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上海律师公会与中国近代法制

2012年是上海律师公会成立100周年。上海律师公会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中国近代法制。上海律师公会是中国近代法制的产物。在上海租界出现了近代法制和清末进行大规模法制改革以后,上海才出现了律师和律师公会。上海律师公会随着中国近代法制的发展而发展。在中国近代法制逐渐趋于完善之际,上海律师公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突出表现在:规模渐渐扩大,律师队伍结构趋向合理和领导机构集体化等三个方面。上海律师公会为中国近代法制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一贡献又分为上海律师公会作为组织作出的贡献和上海律师公会的律师作为个人作出的贡献两大部分。

团体政治、民族主义实践与公共参与——以近代上海律师公会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社会集团以同业公会、职业团体的呈现形式,起而参政,提出自身的政治诉求。这种普遍和广泛的政治诉求与政治参与,都以团体政治的形式呈现出来。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团体政治是上下两种合力的结果。本文尝试以近代上海律师公会为中心进行考察,探讨超越地缘的团体政治如何构成聚集的基础,进而呈现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同时也探讨在政党政治之外,近代中国社团政治的别样呈现形式。

在法律与社会之间:民国时期上海本土律师的地位和作用

民国时期的上海本土律师作为新的社会成员,是构成社会知识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社会地位要明显高于一般的社会劳动者,生活水平也相对比较好,处于社会的中层。尽管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代里,人们对于他们有着诸多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在健全法制,维护人权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贝勒路上的上海律师公会

2009年,工商银行复兴中路支行准备翻修营业大楼,在翻阅尘封的城建档案时有个重大发现：黄陂南路复兴中路转弯角子上这幢古朴简约的房子,竟是当年赫赫有名的贝勒路572号——原上海律师公会办公大楼。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几乎与中国的近代化同步：1912年元旦,民国诞生;9月,北洋政府颁布《律师暂行章程》;12月8日,上海律师公会宣告成立。律师制度,是民主与法制的产物。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口岸,100年前,上海已有律师出庭辩护的记录;80多年前,上海的律师数量就超过了1300名。

法律服务实为提升经济效率而生辉——访上海市华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跨界博士”杨坤律师

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被称之为“跨界博士”的杨坤律师。 他是法学硕士,又是经济学博士; 他虽很年青,但从事执业律师服务的同时,为了熟悉企业运作,曾参与过很多案例的企业咨询与策划,担任过银行的业务工作,也参与创办过一些很有前景的企业; 他振起于浙江,现在又兴业于走向国际化大都会的上海; 他为人谦和,做事敬业,不仅有很好的业绩,还更有许多独到的见识。 他…… 他,无论如何,是个已有建树、前程远大的成功人士。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有幸对杨律师进行了“学术性”采访。话题就从“跨界博士”开始。

有关《建筑法》实际操作中的问题解疑——上海建纬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树英答本刊访者问

有关建筑法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施工企业在实际操作中会面临许多新情况,这些情况在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具体的解答。下面是本刊记者汇总施工企业在实践操作中出现的各方面的问题和疑问,对上海建纬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树英进行的采访。

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简介

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是1992年成立的中国境内首家以建筑房地产业法律服务为主的律师事务所。该所以“超前、务实、至诚、优质”为服务理念．掌握城市建设最新立法动态和趋势，注重研究房地产市场和建设市场的有关法律问题，并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上海市房地产抵押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为健全法制建设，推进立法进程作出了专业律师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