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艺与《上海文论》的转型

《上海文论》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最负盛名的文学理论期刊之一。从办刊开始,该刊就关注通俗文学。随着栏目的不断调整,《上海文论》开始越来越多地对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大众艺术进行探索,并以此为过渡进行文化研究的转向,反映了文学理论期刊的消费文化视野。

知识分子精神与“重写文学史”——陈思和访谈录

"重写文学史"是8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作为"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陈思和对"重写文学史"的发生、"重写文学史"的知识资源、叙事策略等的"回叙"和反思将有助于我们对"重写文学史"的历史性的理解。

论文摘编 “重写文学史”

《上海文论》从1988年4期起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陈思和、王晓明在“主持人的话”里,指明所谓“重写文学史”即是对“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的“重新研究、评估”,“

老舍之死和中国文人的古典生命观

文章认为“以传统文化的主流派儒家为代表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生命观”,“形成了三种作为气节、风骨标志的死亡模式”:“抗御外侮,战死疆场”;“身逢昏君,直谏至死”;“国亡世乱,自杀殉道,以示抗议”。“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格外重视文人的气节教育,因而这些古典生命观念的死亡模式在中国文人的心中,常常成了理想的生命归宿和自我道德的最高实现”。“如果从中国文人的这一文化心态的层面去洞察老舍之死。

试论“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局限性

20世纪80年代末,陈思和、王晓明二人在《上海文论》上提出"重写文学史"以来,"重写文学史"成了80年代中后期掀起的一股学术思潮,并且迅速扩大其影响力,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甚至在其影响下出现了许多新编写的现代文学史教材。"重写文学史"的提出,使我们在新的历史视野中重新进行对文学史的书写和研究,颠覆我们固有的文学观念。但是"重写文学史"这一事件在进入文学史视野中时所带来的问题和误区也同样存在。

中国文艺评论家毛时安

毛时安,1948年生于上海。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发表文艺评论。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师从徐中玉教授。曾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副主席、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上海作协副秘书长、《上海文论》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宣传部主任。多次担任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中国艺术节等国家和省市文艺奖项评委。

对“重写文学史”的反思

1988年第四期《上海文论》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该专栏里,发表了该刊特约专栏主持人陈思和与王晓明的对话,接下发表了本专栏主持人认为,为本“专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的两篇文章。其一是《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其二是《“柳青现象”的启示》。这样,“重写文学史”的旗帜在全国文学界首次正式打出。 此后,国内一些报刊纷纷办起响应“重写”的栏目,《上海文论》主编。

语言学与文学——兼答伍铁平、孙逊对《超越语言》的批评

鲁枢元《超越语言》一书出版后,曾引起文学界同仁的普遍关注。《读 书》、《上海文论》等国内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评介文章,对此书表示赞同或商讨。时隔 近四载,至今余音未了。《外语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1993第2期刊发了伍铁平、孙 逊《评鲁枢元〈超越语言〉中的若干语言学观点》一文,该文不同于以往的评介文章, 它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书中在论及文学言语时在语言学方面所犯的错误,尤其是对 书中的“人文化”倾向持强烈否定态度。 对话需在同一语境下进行,否则就很难沟通。“语言学”与“文学”之间隔膜已久, 这对于二者的交流、发展都不利。在此,我刊特发表鲁枢元《语言学与文学》一文,此文 看似对住铁平一文的论答,实则是对语言学和文学能形成深入、持久的对话而进行的 一次思路的清理,和共同语境的寻找,这对于语言学和文学的沟通,以及学术争鸣,都 将大有裨益。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主管、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化研究类学术期刊,其前身为1987年创刊的《上海文论》,历经变迁,现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扩展期刊。《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以弘扬人文精神、推进现代文明为宗旨,立足学术本位,探究思想高度,关注新时代文学、文化、文艺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彰显时代意识和现实关怀。

谈谈上海文化、海派文化和上海文学、海派文学——答《上海文化》问

一、《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化《上海文化》:陈老师,今年《上海文化》改版,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上海文化"的内涵,以及《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化建设的关系。您作为《上海文化》的老作者,对我们的工作能否给予一点建议?陈思和:《上海文化》前身是1986年创办的《上海文论》。徐俊西是主编,顾卓宇是常务副主编,还有吴亮、陈惠芬、毛时安等几位评论家担任编辑。

都市空间背后的文学文化研究整体观--试析《上海文化》的学术史意义

一、基调奠定:从《上海文论》到《上海文化》的变迁上海是一座开放而包容、日新月异的城市,有着比别的城市更加敏感的文化神经。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从李子云的"为文艺正名",到《上海文学》对于"现代派"的扶持和保护,再到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文化热、文化批评、学院派兴起,上海的文化圈子敢为人先,尽力守护前卫精神。

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思潮之一,在80年代的语境中,它不仅建构起了全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科话语,确立了影响深远的现代化文学叙事观念,同时也是80年代众多的应对"文革"后严重的文化危机的社会话语之一种,与同时期的政治话语、美学话语、哲学话语等人文社科话语一起,构成重建文化主体和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力量之一。作为"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之一,王晓明在访谈中回叙了"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及其与80年代的学科发展、文化思潮、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重写文学史"的历史性。更重要的是,他立足当下,对"重写文学史"的"功过"作了比较清醒的反思,这一切,无疑将为重新理解"重写文学史"打开空间。

“审美的”、“个人的”:新的美学原则的确立及其影响——“重写文学史”思潮文学观念再探讨

从新时期之初的＂拨乱反正＂到刘再复＂文学主体性＂理论的生成,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到＂重写文学史＂命题的浮现,贯穿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新认识和评价。19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心话语就是＂重写文学史＂,从这个意义上,1988年上海学者发起的＂重写文学史＂学术活动,可以说是1980年代持续不断的＂重写文学史＂活动的高潮,也是＂文革＂后文学＂去政治化＂观念发展的最终结果。

“海派”理论家与新时期文学理论四十年

本文所说的文学理论是做广义理解。1982年乔纳森·卡勒堪称一代经典的《论解构》,开篇就在试图廓清文学理论的定位问题。作者说,英美批评家常常认定文学理论是仆人的仆人,即是说,批评家是文学的仆人,文学理论是批评家的仆人。所以文学理论的使命是辅佐批评家,批评家的使命则是通过阐释经典,来为文学服务。这个'仆人的仆人'的定位,很显然与解构主义一类'法国理论'天马行空,最多将作品点缀点缀、点到为止的高蹈作风完全不同。

学院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分离——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讨论述评

一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重写文学史"大谈论,其本质可视为"文学的还原运动",即将文学从其他文化形态的隶属中分离出来,使文学愈发接近其存在的自然状态,使文学史真实地成为关于文学的历史。在这种眼光下,"重写文学史"讨论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两次文化的分离运动: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分离;文学与思想文化的分离。今天学界对文学史认识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在这两次文化分离中找到端倪。(一)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分离1988年,陈思和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主持并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至次年专栏结束,共发表40余篇重评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作家及作品的文章。

批评的微澜或“重写文学史”的时代涌动

回望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上海文论》1988—1989年设立的“重写文学史”专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学事件。“重写文学史”作为文学思潮贯穿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始终,终于在最后时分正式登场。新时期文学批评历经了关于题材问题的讨论、“歌德”与“缺德”的讨论,历经了关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现实主义深化”“先锋文学”等话题的批评实践之后。

骊龙而寤:“重写文学史”之后的三十年——评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

一、'重写文学史'再回顾文艺理论家、《上海文论》主编徐俊西想起1986—1988年间自己声援刘再复等人的文字,与现在的'文坛新秀'相比显得'幼稚可笑,令人汗颜',但也有一些'真的让自己高兴和颇为自得'。(1)更早一点的'批评恩格斯'事件也属此类。1981年,徐俊西在《上海文学》发文质疑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看法。

南北评论界联合举办理论笔会

为探索文学艺术如何贴近时代生活、有接介入改革大潮,促进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研究的繁荣发展,由《文学自由谈》(天津)、《上海文论》(上海)、《批评家》(山西)、《南方文坛》(广西)和天津作协创作研究室五家于四月四日至四月八日在桂林市联合举办一次题为“文学与改革”的理论笔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山西、广西等省市的教授、评论家。

遥相对峙的国度——纯文学的衰微与大众的文学接受模式

《上海文论》(91.5)登载了王宏图的同题文章,文中说:很多纯文学作家迄今仍十分怀恋八0年前后那段文学的黄金时代.那时纯文学与大众接受模式间的差距似乎消泯了。但那毕竟只是短暂的一瞬,是特定历史境况下文学与接受者间的契合。对梦魇般政治灾难的控诉和反思,对遍布各个领域社会弊端的展示,既是那一时期作家创作的中心内容,也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