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时期鲁迅对非洲题材电影的凝思

在百年中国鲁迅研究史上,除了“政治鲁迅”和“革命鲁迅”之外,日常生活视野也是鲁迅研究的重要维度之一。上海时期,鲁迅曾经观看了探险类、爱情类、历史类等不同非洲题材电影,这不仅能够有效缓解鲁迅的精神压力,为个人文学创作提供素材,也可以满足他对神秘原始非洲的想象,具有重要的启蒙教育意义。一方面,鲁迅借此深度思考好莱坞电影在视觉文化、传播媒介、艺术价值等诸多方面的内在逻辑,紧密结合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发展状况,试图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电影工业迅速发展的秘密;另一方面,鲁迅尝试借助非洲题材电影来辩证审视“文明”与“愚昧”之间的复杂纠葛,之后,他大声疾呼提倡野性,祛除家畜性和奴性,希望重塑现代国民的精神品格,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论丁玲在上海时期的思想与创作

上海时期的前后经历,对丁玲的思想发展与创作实践至关重要。向警予、瞿秋白、茅盾、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是她先后结识的关键人物,促进了她的思想衍变。丁玲所处的上海时期,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指她于1922年至1924年先后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学习;后期是指她于1928年从北京重返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并参与左翼文学运动。正是在后期,丁玲参加了“左联”和党组织,发生了思想质变,也在创作上获得丰收。上海时期的几年生活,在丁玲的一生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上海时期鲁迅与苏联电影的“不了情”——兼谈鲁迅的苏联观

上海时期鲁迅对苏联电影怀有特殊情感,尤其偏爱革命战争、社会建设、探险纪录等题材类型。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形式,鲁迅认为苏联电影不仅能够透视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建设的真实状况,而且对中国左翼电影发展具有借鉴作用。但是,鲁迅毕竟没有实地考察过苏联,仅仅凭借着苏联电影勾勒的部分图景来想象苏联,中间肯定存在着误读成分,鲁迅的"洞见"和"不见"在苏联观上得到有效体现。

《新青年》上海时期的文化蕴涵及生产方式

《新青年》上海时期蕴涵着诸多社会文化现象。《青年杂志》刊物的命名蕴涵着中国现代性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历史关系,它的更名象征着近代民族国家主义潮流向现代个人主义潮流的蜕变,它的社会生产方式再现了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社会力量。这些构成《新青年》上海时期的历史特征,反映了中国现代性文化所遭遇的诸多历史问题。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论丁玲在上海时期的思想与创作

一个人的一生总有几个关键时期、关键人物,影响其前途与命运。上海时期的前后经历,对丁玲的思想发展与创作实践至关重要。向警予、瞿秋白、茅盾、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是她先后结识的关键人物,促进了她的思想衍变。丁玲所处的上海时期,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指她于1922年至1924年先后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学习;后期是指她于1928年从北京重返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并参与左翼文学运动。正是在后期,丁玲参加了左联和党组织,发生了思想质变,也在创作上获得丰收。上海时期的几年生活,在丁玲的一生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洋场才子、文学愤青与青年革命党——上海时期(1904—1910)的胡适

上海时期（1904—191O）或者上海经验对于胡适一生思想生活之影响意义，或许一直被低估，也因此有进一步考察分析之必要。总体而言，胡适在上海接触并接受了当时中国思想言论界有关进化论思想的传播讨论，深受梁启超有关中国学术思想史阐述之激发，初步明确了白话文学在现代思想传播领域中的工具意义及实验兴趣，而上海大都市的生活经验，又为胡适初步建构其人生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早期经验，与此相关，胡适对于社会的认识，也在这一时期初步尝试了激进的社会革命与温和的社会改良之双重可能，并在怀疑主义与理性的经验主义之间呈现出一种富有时代思想特色的徘徊摇摆。当然，上海生活中的某些“负面”经验，可能在相当时期内也“潜隐”在胡适的社会生活方式中，并成为他严肃的学术人生与政治人生中的某种难以根净的花絮来源。

野性的呼唤——上海时期鲁迅对动物电影的社会学思考

观看动物电影是上海时期鲁迅的重要娱乐方式。鲁迅借此不仅能够缓解精神压力,开阔视野,弥补生活经验不足,也可以深度思考人性和兽性的复杂纠葛:一方面,鲁迅早期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但十分警惕"文明战胜野蛮"的简单口号;另一方面,鲁迅又提倡动物性,鼓励国民冲破封建思想牢笼,呼唤"精神界之战士",这是鲁迅思想丰富性和矛盾性的外在表征。

陈澄波上海时期美术活动考述(1929-1933)

本文主要考察了台湾籍油画家陈澄波寓居上海时期(1929—1933),加入美术社团艺苑绘画研究所、决澜社,先后参与美术机构的教学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关注和思考陈澄波上海时期所获经验,对于画家返台后继续从事的美术活动和艺术思想的影响及意义所在。

“自反”的历史--上海沦陷时期李健吾的历史剧书写

《阿史那》与《王德明》是李健吾于上海沦陷时期改译自莎剧的两部剧作,二者共同呈现出历史剧特有的自反性构型。这一构型不仅在作品的美学形式与主题学层面得到显现,同时也与剧作者彼时的生命经验若合符节。李健吾的历史剧书写以古今中外的自由转换打开历史与现实的想象。此外,它们也是李健吾的文学理想与戏剧商业利益折中调和的产物,凝聚着剧作家在沦陷时空下的伦理认知、身世抱负与隐微心史。

丁衍镛“上海时期”艺术传播研究

丁衍镛作为优秀的留日艺术家,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前期受到多家社会媒体关注。包括《良友画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永安月刊》等杂志的多期内容均与丁衍镛的艺术活动有关。相关丁衍镛“上海时期”艺术传播,体现了一种特有的文化生态关系,反映了一线艺术家善于调动重要艺术传播平台,制造众多艺术传播的话题,促成本土现代艺术完整而生动地呈现。

上海孤岛时期的《华美》周刊及其民众动员

《华美》周刊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直接领导的一份进步刊物,以抗日救亡为宗旨,是上海孤岛时期抗战宣传的重要舆论阵地。它打着“洋旗报”的旗号,在险恶的环境下坚持出版、坚持抗日宣传,始终不渝地为抗战服务,将民众动员作为其最重要的报道议题之一,积极号召实行全民总动员,将少年儿童、青年、妇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侨胞等动员起来支持抗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以及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

老上海时期大众刊物中的科学漫画史研究

文章站在科学社会和文化史的立场上,探讨了科学漫画史作为科学史研究的意义,主要梳理了老上海时期大众刊物中的科学漫画史料,结合了科学传播史以及视觉文化等相关观点。以探讨20世纪20—30年代在大众刊物中科学文化所呈现的多样性。作者认为,在老上海时期的大众刊物中,科学的形象是具有多样性的,科学漫画史作为科学史的一个支流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台湾藏陈澄波上海时期艺术遗产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资源的两岸复合

倘若对应于陈澄波的上海时期(1929-1933),我们可以基本明确其中核心的艺术遗产记录:5份美展文献、9份陈氏简历、7份作品著录、35帧历史照片、12幅铅笔速写(有明确上海内容落款)、12幅交游作品、16份交游文献、32幅上海时期油画等——这些是陈澄波从上海带走的艺术遗产的重要部分,这些被长期遮蔽的历史之物和艺术之物,不仅局限于陈氏个人范围,而是扩展为中国近现代美术的上海记忆和缩影,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美术资源中我们所"看不见"的部分。而恰恰是这部分资源与大陆相关资源,形成了独特而珍贵的互补关系。因此,对于台湾所藏陈澄波上海时期艺术遗产的研究,其问题所指,正是中国近现代美术资源的两岸复合。我们需要以文化战略的意识加以复合,才能真正对应我们依然"看不见"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同时我们也需要建立协同合作的机制加以再生,才能将这些艺术遗产转化为真正的、有效的公共文化资源。

上海时期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及其启示

在上海的近六年时间里,艾思奇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开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先河,解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目的和任务,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路径。艾思奇的这些贡献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上海时期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

上海时期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不仅是因为在临时政府27年的反日独立运动史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更重要的是上海时期是临时政府从海内外韩人独立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到失去领导地位再到恢复这一地位的时期。在上海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的独立运动得到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谱写了中韩人民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篇章。

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的历史考察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上海沦陷时期日伪统辖下出版的唯一的妇女杂志——《女声》。笔者期望通过《女声》个案的研究,以历史描述的方式,揭示在上海沦陷时—份特殊的妇女杂志的运作方式、宗旨,并通过与同一时期其他日伪杂志中的女性问题讨论的对比,进一步探讨沦陷区言语空间的复杂性、殖民地文化传播的特点。

上海沦陷时期的商业出版机制与文学生产

上海沦陷时期,日本侵略军和汪伪政权控制新闻出版,操纵舆论导向,制定了严格的文化统治政策,致使上海出版业的发展异常艰难。面对扭曲而狭窄的生存空间,粉饰太平、大众需求的通俗文学创作引领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促进了现代文学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合理地利用上海商业文化生产机制,依托广阔的市民阅读基础,乘机巩固并扩大了通俗文学阵营,并由此催生了上海沦陷区文学期刊运营模式的通俗化与商业化。同时,张爱玲、苏青、关露等通俗文学作家也积极迎合上海特殊背景下的商业出版机制,与通俗文学期刊相辅相成,在互动中谋求双赢,最终促成了出版机构与文学生产之间的良性合作。

胡适上海求学时期思想探析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受到了邹容、赫胥黎、梁启超以及革命党人的影响,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虽然胡适这时的思想比较矛盾,并不成熟,缺乏深度,却为胡适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胡适思想成形的开端。

周作人与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关系研究

抗战期间,周作人附逆之后对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周作人一向的上海厌恶症与他在此时上海文学界中所获得的尊崇地位形成奇妙反差。周作人与《古今》、《风雨谈》等期刊之间的互动表明了他的潜在心理:在畏惧民族道德审判的精神状态中用高雅装点自己,寻找同路人以排遣罪恶感与寂寞感。就文学创作实绩而言,周作人与周黎庵、文载道等上海青年文人的文学交谊不仅让《古今》变成了周氏散文大本营,还促成了上海沦陷时期的散文热。

从政治哲学转向艺术审美:沈曾植上海时期书法思想的理学化特征

作为晚清理学大师,沈曾植一生都在力推理学治国。但是,在晚清社会矛盾集聚的历史现实下,以及清朝政府的灭亡,沈曾植的这一政治抱负最终并没有实现。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以后,沈曾植居住上海,便将其具有官方政治哲学色彩的理学思想,寄托到文学艺术上来。理学化特征因此成为沈曾植上海时期书法思想的一个重要现象,体现出沈曾植晚年对书法的反思与回归。沈曾植上海时期书法思想的理学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锺繇是书法的"安身立命之所";第二,推崇朱熹书法的理学范式;第三,韩愈古文道统与沈曾植书法思想的理学同构。这三个方面,以一个共同的儒学精神,与三种不同的外在形式相结合,共同建构了沈曾植上海时期理学化的书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