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区青年民众的日常生活评析——以颜滨日记《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为中心

历时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沉重打击,处于沦陷区的民众更能体会生活上的艰难与精神上的屈辱。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区青年颜滨的日记《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从青年民众的视角较全面地记叙了沦陷区的日常生活。其文字揭示出在物质生活条件匮乏的情况下民众生活举步维艰,青年日常休闲及文化活动丰富多样的背后亦凸显出其对未来的迷茫,普通民众虽心存民族大义与反抗,但在高压统治下也只能无奈妥协。

上海沦陷区小说中的“颓废”美学——以张爱玲、谭惟翰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张爱玲、谭惟翰于上海沦陷区发表的小说体现出颇具现代主义艺术风格的“颓废”美学。通过具体的文本细读与互文对照的方式,可以发现“颓废”的美学特征并不局限于欧洲文学,它同时也是一种“西风东渐”的产物。战争必然带来生命的消逝与一切既有价值的崩坏,在这种令人颇感压抑的政治文化环境下,上海沦陷区的文学创作显示出一种“颓废”的艺术风格:语言唯美精致,带有隐约的“末世情结”。小说创作本身,即是作家们试图抵抗异族统治、摆脱个人内心郁结的艰难尝试。沦陷区小说中主流的现实主义,与“颓废”的现代性相映成趣,两者互为补充。

在解构中沉潜:上海沦陷区小说的“五四”底色——兼议抗战时期文学民族化

一般认为,上海沦陷时期日伪的严酷统治武力切断了新文学传统;狭窄言路下上海文学的异常繁荣被认为是畸形的、偶然的;异族统治下文学民族化的追求也被视为不可能。然而,异族高压、民族情绪、市民文化等多种话语力量的交错博弈形成了沦陷时期上海的异质文学空间,推动了理论与创作上极有文学史价值的"五四"重审。上海沦陷区小说一方面对"五四"经典主题、情节、人物进行着反讽叙事;另一方面也在题材选择和文学接受的调整中,继承发展了"五四"的精神实质。这一解构与沉潜并进的过程,促进了"五四"先锋质素的落地生根,展示了民族文学发展的另类经验。

上海沦陷区的苦魂灵——浅论苏青笔下的女性苦难

苏青,作为上海沦陷区备受关注的女性作家之一,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能忽视。无论是她的小说还是散文,都是从女性视角出发,以日常生活为基点,多角度剖析上海沦陷区下女性的艰难生存状态。苏青将笔触集中于女性的生育、婚姻爱情和求生三个方面,于世俗生活中书写女性的苦难命运,并对女性命运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思考,努力探寻救赎女性的出路,彰显女性主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上海沦陷区的新诗理论探索——以路易士、应寸照、史美钧为个案

上海沦陷区不是诗歌的“荒原”,以路易士、应寸照、史美钧为代表的诗论者仍然坚守“诗领土”探索诗歌理论:路易士追求“纯粹的诗歌艺术”,但他的“纯诗”理论存在偏颇与悖论;应寸照承认诗歌的社会功用,试图建立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但其理论文章常因缺少具体例证而过于抽象;史美钧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是诗人论,对徐志摩、朱湘、王独清、于赓虞、路易士等诗人都进行了专门研究,是沦陷区诗歌理论探索的重要成果之一。路易士、应寸照、史美钧三者的诗学观念存在“理论的张力”,并共同构成了上海沦陷区诗歌理论的复杂场景。

近代市民小说的价值取向问题探讨——兼论上海沦陷区文学主体创作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注重政治标准而舍弃了对许多文学创作的研究与编撰,现代社会,应该以更包容更客观的视角去审视一些特殊时期与特殊群体的创作。考察近代市民小说的价值取向,发现其在文学形式、文学语言、文学的"平民化"、"大众化"、"通俗化"、"商业化"方向取得了重大进步,实现了新价值观念的传播,诠释了多元文化冲击下的新道德伦理的产生,加速了旧道德、农耕文化、宗教文化、宗法文化、家族体系的瓦解,提升了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消费,引起了市民审美情趣的城市化定位,为城市走向新的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

论鲁迅及其作品在沦陷区的传播——以上海为例

上海沦陷时期,因为日伪的严酷统治,作家们失去了写作的自由,而文坛也趋于沉寂,为了实现文艺复兴,唤起民族生存意志的觉醒和文学发展的自觉,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文坛利用其相对宽松的言说环境和英法等国的租界,采取各种有效途径艰难地传播着鲁迅的作品、精神及思想,对保存鲁迅的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论异质空间与文学民族化——上海沦陷时期文学启示

抗战爆发后,文学空间的异质性不仅体现在外部环境与战前的迥异,而且表现在内部不同力量互相作用的动态变化。以上海沦陷区文学来说,政治禁锢、商业媒介、市民文化的互相作用改变了传统文学生长的均质空间,体现出文学民族化发展的另类路向。考察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空间诸因素之间互相对抗、浸润、妥协的驳杂关系,以进一步反思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建构的复杂性。

论沦陷区女性的自我追寻与超越——以苏青《结婚十年》和杨绛《风絮》为例

苏青和杨绛作为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的文学缪斯,其文学创作着意于书写爱情和女性婚后生活等无关时局与政治的题材。笔者通过对苏青小说《结婚十年》和杨绛戏剧《风絮》的对比研究,深入阐释造成苏青不彻底的女性主义和杨绛彻底的女性主义的根源,从而得出结论:苏青女性主体意识的遮蔽是出于作家个人现代性和封建传统家庭的矛盾及单身母亲经济负累下的妥协;杨绛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则是来自于新式开明的家庭教育、西方个人主义和主体意识的影响及京派文化浸染下知识分子的自觉坚守。

欧化白话与本土白话的融合与发展——沦陷时期上海写作的语言策略

语言问题从来不局限于纯粹的语言学范畴。现代白话文的兴起是社会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1917年以来,本土白话在大众文化诸如小报、杂志、通俗文学作品中继续扮演主角,而知识分子、新派作家则放弃文言,选择了欧化白话。但两者从未泾渭分明,而是处于不断的斗争和相互的影响之中。经过二十余年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40年代沦陷区上海,主编们的办刊策略和作家们的创作实绩都显示出这两种白话的融合。这种向本土白话倾斜的现代汉语表现了汉语自身发展的规律——经过欧化翻译体洗礼之后,本族语言仍然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求索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这是语言发展自身的要求,也有其时代政治的特殊性。被异族入侵、占领、暂时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反而激发了作家对本土语言传统的重视和眷顾。用自己的语言实践将传统语言的优点发扬光大,融入现代世界,以致可以生生不息,亦是沦陷区文人或许无意识的努力。

上海与延安:抗战时期的文学民族化

抗战时期的文学民族化一般被认为是民族危亡中的功利应激反应,但战争环境下文学走入市井、走向农村,真正实现了新文学久未完成的大众化。对上海沦陷区和延安根据地战时文学空间的内部考察,可以分析两地文学空间中作家构成、创作态度、文学消费的具体形态,阐述两地文学对民间生存状态、地域特色、文学传统的表达,也可揭示两地文学民族化回归之中的后退、现代性沉潜之中的流失。借此深入思考民族化思潮对文学嬗变的内在影响,重新审视战时民族文学建构的经验和历史教训。

城与人的偶合:沦陷区上海与张爱玲的创作

张爱玲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作家与一座城市的"懂得"和"慈悲"。沦陷后的上海,成全了她的"世俗传奇"。她追求"安稳"与"朴素",作品里的时间凝止,缺乏时代气息,人物好像活在镜像里,兼备"苍凉"与"华丽"两种特质,这反映的其实是沦陷后上海的末世情调,包含了一种特别的历史感。传奇也好,才女也罢,当政治风云散去,张爱玲在作品中为人们留下的只是一份充满无奈却又不失温情的记忆。

钱钟书用《围城》还人情

1941年,钱钟书留学归国后受困于上海沦陷区,由于学术文稿一直没人买,加之要养育女儿,钱钟书只得改写小说。但钱钟书写小说也像写学术文稿一样,十分严谨,每天仅写500字。这样的写作速度自然不能马上换来银圆,钱家不但房子越住越小,保姆也雇不起了,妻子杨绛到处兼职上课,亲自操持家务,一家的生活陷于困顿之中,甚至到了“举家食粥”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