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流行歌曲的音乐审美特征

民国上海流行歌曲是中国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它从属于一般音乐,又不同于一般音乐,具有自身独特的音乐特征与审美现代性。文章从情感美、意境美、语言美、旋律美四个方面阐述民国上海流行歌曲的音乐审美特征。从音乐的情感性来讲,这类歌曲以柔美的女声诉尽缠绵悱恻之情感;在意境方面气轻韵柔,阴柔优美而韵味无穷;在语言方面,诗词般的语言介入音乐形式,语言的音乐性为歌曲的美感大增异彩;在旋律方面,融合民族音乐特色与外来音乐元素,灵动多样,和谐自然。

民国上海流行歌曲的商品特性与美学意义

民国上海流行歌曲是特殊音乐商品,其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使用价值则分化为二:一为制作者赚钱获利,二为接受者提供精神享受。其审美特征表现为抒情基础上的平民化、时代感与民族性;歌曲内容主要反映平民的生活和感情;目标指向主要是——弘扬道德,客观上利用真善美价值取向的确立,通过倾听、哼唱、回味、体会这一过程渗透人心,从而唤起悲悯之情。正是这种情怀构成人性中最核心的部分。

民国上海流行歌曲主题与意象之艺术解读

从具有歌唱性、形象性、抒情性的歌词来看,民国上海流行歌曲的主题相对集中,爱情歌曲约占八成,其他主要包括——对美好家园的思念与渴望、对亲人朋友的牵挂与祝福、对自然风光的描绘与赞叹、对人世间真善美的认同与歌颂、对社会上假恶丑的憎恨与鞭挞。歌曲主题大多在"时代感"与"自然性"的经纬中提炼而成;艺术形象通常在"抒情性"与"叙事性"中自然凸显;部分优秀歌曲的意境则在合乎情理的艺术形式中灵活生成。

玫瑰蔷薇同根生:1940年代上海流行歌曲中的三朵“花”研究

本文由20世纪20至40年代流行音乐在中国的发展为主干背景,略述从流行歌曲的发源地——歌舞团发迹并活跃的明星们,包括本文分析的《蔷薇处处开》歌者龚秋霞,以及另一个当时重要的传播媒体——广播电台,以及以此维生的数字明星,包括本文分析的《玫瑰玫瑰我爱你》、《白兰香》歌者姚莉,以及老上海音乐工业的概况;并探讨"花文化"之中,花名所隐含的象征与想象意义。本文的重点在于,针对这三首歌曲作音乐上的交叉分析,从曲调、伴奏、创作者、歌词等逐一比对,目的为从"雷同性"之中看出"殊异性",最后以当时其余各种花为题名的歌曲作为衬景,以建构出一幅山河灿烂、满园春色的流行音乐荣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持久传承的归因研究

从历史视角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反映业界对这笔文化遗产的重新认识,介绍这些歌曲被重新挖掘和传承的情况,探索其能持久传承的原因。

上海早期流行歌曲在香港的传承及嬗变

1949年沪上乐人南去和机构南迁,促进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发展与繁荣。上海早期流行歌曲传播到香港后,为当地流行歌曲注入了浓郁的上海风情,其艺术嬗变主要表现为旧名新创、旧曲新词、旧曲新编三种风貌。上海流行歌曲传至香港发生嬗变的原因,从根源上讲,可以归结为当时上海音乐文化与同时代的香港音乐文化之间产生的共时性对话;从艺术上讲,主要归结为当时音乐人在编曲、配器等方面具备的创新才华。

转折在1932——中国早期流行歌曲中西合璧风格形成的动因追溯

1927年民族音乐风格《毛毛雨》的诞生,首开中国都市流行歌曲之门,1932年百代唱片公司再版《毛毛雨》,首开中国流行歌曲中西合璧音乐之风,完成了文化自身的现代性嬗变。《毛毛雨》爵士舞曲化的音乐形象表征了百代唱片公司为迎合舞厅娱乐市场的需求而采取的商业策略,背后则是上海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流行音乐发展的社会动力。上海早期流行歌曲这一现代性现象所具有的民族基础印证了民族的现代性音乐必须建立在民族的音乐传统上,上海早期流行歌曲的成功就是这一观念的见证。

被掩盖的人文之光——上海早期流行歌曲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嬗变(1927—1949年)

当下对早期上海流行音乐的过度想象与简单化、误解源自缺乏对早期流行音乐历史的深入认识,没有理解上海早期流行音乐的现实背景与人文关怀,从而把早期流行音乐不加区分地理解为靡靡之音。本文试图通过描述早期流行音乐中的"小妹妹——新女性——弹性女郎"形象的演进,探索其深层的人文追求与现实关怀,并探明其演进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