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1925年“上海谈判”——兼论吴廷康、鲍罗廷的主张

1925年底,西山会议进行之中,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邀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至上海俄领事馆,"对党务谋所以调解";次日,又是在上海俄领事馆,在吴廷康的主持下,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与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谈判。对于此次"上海谈判",同为苏联人的国民党高等顾问鲍罗廷表示反对意见,对国民党右派持进攻立场。依据俄方解密档案,从分析吴廷康、鲍罗廷的思想入手,可以得出结论:"上海谈判"并不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维经斯基策划“上海谈判”原因探析

维经斯基作为俄共领导下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肩负着指导中共中央维护国共合作的使命,但却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力破坏。维经斯基认为要维护国共合作,就必须联合国民党左派与右派进行坚决斗争,共产党只有掌握领导权并不断发展自己的力量,才能保证国共合作的长期性。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放弃领导权,而维经斯基则指导中共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维经斯基的做法惹怒了俄共中央,声言要追究其个人责任,在俄共强大压力之下,维经斯基改变斗争策略,亲自策划了以维护国共合作、分化西山会议派为目的的国共上海谈判。

论陈独秀1925年底与国民党人上海谈判的让步问题

陈独秀等人1925年底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动摇于广州国民政府和北京西山会议派之间的国民党人孙科等在上海进行了一次改善国共关系的谈判,这次谈判多年来被认为是对国民党右派的一次大让步。实际上上海谈判并非完全是消极的大让步,而有着诸多的积极意义。首先,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谈判有它的必要性,从谈判的内容上看,并无什么大的让步,有些方面还有对过去既定目标的前进;其次,上海谈判中的某些消极方面,显然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处理国共关系中陈独秀既作过争取独立自主的努力,也无可奈何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命令;再次,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各派的认识和政策来看,孙科等人应属国民党中派,陈独秀在上海谈判中争取他们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以团结中派,也就不是什么让步问题了;最后,从谈判的结果来看,通过上海谈判,团结了大多数,维护了国共团结与合作,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迎来了大革命运动浪潮的蓬勃兴起。

一九二五年底中共领导人与国民党右派首领谈判事件中的几个问题

1925年底，中共领导人与国民党右派首领在上海举行的谈判，是中共党史上一次引人瞩目的政治事件。1927年9月，蔡和森在作《党的机会主义史》长篇报告时，曾将它作为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会主义路线的发端。现在的党史、现代史教材或论著基本上均沿用这一观点。但是。

有关五卅惨案的中外交涉——以外方为中心的考察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枪击中国示威学生的惨案,事件发生后,北京政府外交部迅即向公使团提出严重交涉,中外双方代表随后在上海举行了谈判。由于中方提出著名的"五卅十三条"为谈判基础,外方以超出授权范围为由中止谈判。其后,公使团迫于中国反帝运动的压力,作出了处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责任人员的决定。英国政府得知消息后,大力推行对华强硬政策,果断制止公使团的行动,并争取到其他各国同意对沪案进行司法调查。通过该项调查,英方拼凑了法理依据,为直接肇祸的工部局巡捕开脱罪责,并将结论强加给北京政府,致五卅案交涉以中方惨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