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钱罪的成立应当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前提

洗钱罪是对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进行漂白的行为,具有和上游犯罪完全不同的性质。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来公布的两批洗钱罪典型案例中,关于洗钱罪与上游犯罪关系的表述实质上都坚持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洗钱罪成立的前提,这为准确认定洗钱罪和上游犯罪之间的罪数形态奠定基础。对于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之前所实施的类似洗钱的行为,或者使用洗钱的方式接收犯罪所得的行为,应当作为上游犯罪的组成部分认定为上游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之后实施的洗钱行为,应当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上游犯罪人对于犯罪所得的实际控制既可以由行为人直接进行,也可能通过其他人进行。对于受贿人委托行贿人代为保管受贿财物的情况要具体分析对财物实际控制的时间点。

上游犯罪人是否适格洗钱罪之主体探讨

对于上游犯罪人是否具有洗钱罪的主体资格问题,国内学者形成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依据刑法解释学基本原理,就我国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明知"、"提供"、"协助"等进行精细分析,同时兼顾"期待可能性"、"事后不可罚"理论和民众刑罚观,否定说更切合我国现阶段国情。

自洗钱与上游犯罪应数罪并罚

自洗钱入刑给洗钱罪的理解和适用带来了新的难题,其中就包括自洗钱与上游犯罪的罪数处断问题。从一重罪处罚说要么因不当划定洗钱罪和上游犯罪的界限而将案件错误认定为想象竞合犯,要么因忽视犯罪目的同一性和牵连关系两方面的要求而将案件错误认定为牵连犯。区分处理说不仅因割裂了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体系而缺乏实质合理性,而且相关区分标准也模糊不清。缓刑适用率高低无法作为否定数罪并罚的理由。对自洗钱与上游犯罪实行数罪并罚不仅符合修法意图、相关刑法原则以及司法经济性的要求,而且具有充分的规范、实践依据,还与其他国家的做法相接轨,具有合理性。

自洗钱入罪背景下洗钱“上游犯罪所得”之理论辨析和实践认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我国洗钱犯罪作出重大修订,在自洗钱入罪的背景下,洗钱“上游犯罪所得”的概念需加以重新理论反思和司法审查。《刑法》第191条规定,洗钱“上游犯罪所得”与《刑法》第312条中“犯罪所得”、刑事没收中“违法所得”等概念均存在区别,不能简单参照理解。刑事侦查和司法机关应从洗钱上游犯罪罪质、罪量要件以及洗钱罪本身特质出发,采取逆向思维对洗钱“上游犯罪所得”进行双层路径判断,从而将与上游犯罪行为相关,但不符合洗钱罪保护法益的财物予以剔除。

洗钱罪中两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界定与区分

洗钱罪上游犯罪和洗钱罪的犯罪所得性质不同,对其没收应当区分开来。但当前部分洗钱罪的判决书对两类犯罪所得进行“一股脑”没收,混淆了两者的界限。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是通过实施该犯罪所获得的资产和财产性利益,与该罪的实行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在产生的时间上不能早于实行行为的实施;洗钱罪的犯罪所得是指实施洗钱行为所获得的报酬或对价。为了推动完善洗钱罪中两类犯罪所得的没收,建议删除《刑法》第191条“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规定,厘清上游犯罪和洗钱罪两类犯罪所得的处置方向,在判决书中对两类犯罪所得的没收分别予以表述,进而将没收后的犯罪所得分别上缴国库或者返还上游犯罪被害人。

上游犯罪未判决洗钱行为仍应罚

【案例】刘某从事走私活动,被公安机关发现后在逃。莫某明知刘某从事非法活动,仍将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发给刘某,供其收取资金,并通过转账掩盖资金去向。在办理刘某走私案件过程中,检察院对莫某同步审查,并以洗钱罪对莫某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莫某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洗钱罪认定与上游犯罪领域拓展研究

洗钱犯罪是为上游犯罪所获取的非法收入进行清洗、处置的犯罪,洗钱犯罪人员是上游犯罪资金清洗的协助者。如何完善法律、法规,从根本上打击洗钱犯罪,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2020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洗钱罪的判定难度,但仍无法解决对上游七类犯罪以外洗钱犯罪行为的定罪问题,监管层及金融行业在洗钱犯罪方面仍存在着较大压力。本文结合近年来我国洗钱犯罪、判定及上游犯罪等情况,讨论了现有洗钱犯罪定罪中存在的问题。重点探讨了现行洗钱罪上游犯罪认定是否狭隘,《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自洗钱行为的判定是否有变化,洗钱罪删除“明知”概念后对洗钱定罪的影响,以及监管机构的职责与权利义务是否相匹配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扩容洗钱罪上游犯罪、充实洗钱罪定罪类型、加强监管职权等政策建议。

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以世界反洗钱法律规范为视角

上游犯罪与洗钱罪有着特定的关联。泛滥全球的毒品犯罪以其非法暴利的特征而成为上游犯罪的首选,并对其他洗钱行为入罪产生关联,使得对上游犯罪范围确认上产生了困惑。世界反洗钱法律规定中依照范围大小对上游犯罪进行分类,尤其自“9.11事件”后,上游犯罪被扩张至极限,这又使得其功效与正当性发生了动摇。有鉴于此,我国相关立法应注意协调、统一,并适度扩大上游犯罪的范围。

论上游犯罪罪量因素对赃物犯罪成立的影响

赃物罪中的"上游犯罪",是指不法意义上的犯罪事实。当上游犯罪是数额犯等财产经济类罪量犯时,罪量要素是不法程度的表征,上游"犯罪"应当是"罪质+罪量"意义上的不法事实,以区别于一般违法,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不过,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以法益为指导,"上游犯罪"的理解必须考虑赃物罪保护法益——刑事司法秩序——的阶段渐进性;据此,行为类型和规模上该当犯罪的客观事实,无论由谁实施、无论一人或数人实施,都可能合法启动刑事司法程序;未达特殊法条罪量要求的行为事实,也可能该当普通法条的构成要件,而引发刑事司法程序的启动运行;这些情形下,掩饰隐瞒行为均可能妨害刑事司法秩序而构成赃物罪。如此可以在教义学视域下最大限度地消解"同种"和"异种"上游犯罪两种情况下赃物罪适用的不公问题。

试论洗钱之“上游犯罪”范围的扩展

洗钱作为一种严重的国际性犯罪 ,已被国际、国内刑法所禁止。洗钱之“上游犯罪”范围的大小 ,备受国际社会和各国、地区立法所关注 ,但洗钱犯罪所涉及范围日益扩大是不争的事实。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显得狭窄 ,存在诸多不足 ,为在WTO下实现国家金融安全 ,有必要将之予以扩展。

刍议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

为有效应对日益猖獗的洗钱犯罪,我国近年来做出了富有成效的立法努力,其核心是对洗钱罪上游犯罪之范围,与时俱进地不断予以扩充。虽然我国刑法一再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具体范围,然而争议之声从未停止。如何解决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的界定,如何认定上游犯罪的具体内容,还未定论。

从WTO看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有欠科学,这对当前我国打击洗钱犯罪构成了严重障碍。鉴于洗钱犯罪固有的跨国性,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的形势下,应提倡对国际刑法界对惩治洗钱犯罪经验的吸收,与时俱进,扩大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尽快与国际接轨,从而更有效地打击洗钱犯罪活动。

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刑事立法界定

我国洗钱罪刑事立法产生于我国签署维也纳公约之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之中,在1997年之后又历经了两次修改,在《刑法修正案(六)》中达到一个相对完善的境界。洗钱罪上游犯罪从一开始就处在不断扩充的状态下,在列举式、概括式等模式中,我国采取了列举式立法,并与2006年修改后的刑法第312条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掩饰、隐瞒赃物罪建立了衔接。随着2006年末《反洗钱法》的出台,对"洗钱"理解不同,导致了洗钱罪上游犯罪空白罪状刑事立法的思维触角,引入空白罪状的同时并加以反思使得该种洗钱罪上游犯罪刑事立法模式有了更充实的理论底气。

洗钱罪上游犯罪刑事立法研究

我国洗钱罪刑事立法产生于我国签署维也纳公约之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之中,在1997年之后又历经了两次修改,在《刑法修正案(六)》中达到一个相对完善的境界。洗钱罪上游犯罪从一开始就处在不断扩充的状态下,在列举式、概括式等模式中,我国采取了列举式立法,并与2006年修改后的刑法第312条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掩饰、隐瞒赃物罪建立了衔接。随着2006年末《反洗钱法》的出台,对"洗钱"理解不同,导致了洗钱罪上游犯罪空白罪状刑事立法的思维触角,引入空白罪状的同时并加以反思使得该种洗钱罪上游犯罪刑事立法模式有了更充实的理论底气。

洗钱罪上游犯罪立法模式探讨

完善反洗钱刑事法律是《中国2008-2012年反洗钱战略》确定的八个目标之一。本文在介绍国际上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几种立法模式以及分析我国洗钱罪上游犯罪的演变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后,对我国今后洗钱罪上游犯罪应采用的立法模式作了探讨,提出应采用"列举式立法和概括式立法相结合,分步实施"的方法进一步完善洗钱罪立法。

洗钱犯罪主体范围评析——洗钱犯罪主体应否包括上游犯罪本犯

洗钱罪的主体是否包括上游犯罪的本犯,在刑法理论界存在争议。由《反洗钱法》可以推定我国刑法规范中洗钱犯罪主体并不包括上游犯罪的本犯。洗钱罪犯罪主体排除上游犯罪本犯的主要根据是事后不可罚行为说。洗钱犯罪日益猖獗、甚嚣尘上,洗钱犯罪的发展演变要求将上游犯罪的本犯包括在洗钱犯罪的主体内。从刑法规范和刑法论的角度,也应如此。

洗钱罪背后的"隐形人"——认识上游犯罪概念

国际反洗钱立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个怪圈是，洗钱活动是否是刑事犯罪，并不取决于洗钱活动本身，而是取决于产生被清洗的犯罪收益的犯罪活动的种类、范围、严重程度或是否具有可起诉性。这一切源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这一概念的使用。

类型思维视野下的洗钱罪上游犯罪匡正

刑法条文的相对稳定性与生活情势的多彩变化之间存在天然裂痕,选取何种立场与思维,成为求取两者平衡的基本前提。洗钱罪短短数载便经历两次修订,其上游犯罪"类罪扩充"的列举模式虽在适用上颇具"简洁明快"之感,但对类罪之外的洗钱行为却难以规制,这凸显刑法条文与生活情势的偏斜与脱节。《反洗钱法》第二条所规定的七种类罪之后"等"字的加入,无不为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域界定提供可行切入点。突破严格解释论立场,遵循该"等"字所蕴涵开放思维之秉性,选取概念思维基础之上的双向思考纬度的类型思维来探寻洗钱罪上游犯罪的"本核",成为洗钱罪上游犯罪匡正的可行路径。

论上游犯罪人能否成为洗钱罪的犯罪主体

对上游犯罪人能否成为洗钱罪的犯罪主体,国内立法无明文规定,理论界有"赞成说"和"反对说"两种观点。从我国刑法第191条的立法本意以及洗钱罪与赃物犯罪关系的角度上看,均没有必要将上游犯罪人纳入洗钱罪的犯罪主体中,以量刑情节看待已足以对上游犯罪人的洗钱行为加以评价。

区域洗钱上游犯罪趋势分析——以某市为例

文章介绍了某市洗钱上游犯罪的案例,从非法收益、主体、行业风险、金融业务、地区分布等方面分析了区域洗钱上游犯罪特征,并提出建立完善反洗钱监测指标体系、完善区域反洗钱工作协作机制、深化反洗钱监管、加强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强区域大额现金监测分析工作、加强反洗钱社会宣传工作等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