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企上缴红利看其改革与发展

本文分析了国企上缴红利的背景,回顾了国有企业经营预算改革的历程,并以此窥探国企上缴红利对国企改革与发展的积极意义,并分析了其在具体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做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还需继续完善制度及相应法规,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重组改制的结论。

基于国际经验的我国国企红利上缴机制合理性分析

2007年国务院颁布第26号文件开始施行央企红利上缴试点改革,2010年底国务院扩大了征收红利的央企范围并提高了上缴比例。本文基于此次试点改革的经验,分别通过微观和宏观的视角与发达经济体国企红利上缴情况进行对比,对我国国企红利上缴机制的合理性进行探讨,得出目前我国国企红利上缴机制设计中比例确定方法、梯队划分、时机选择及股东公平性等方面尚需改进的结论。

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政策代理成本控制效应研究——基于随意性收益支出视角

财政部近年来数次调整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说明上缴比例目前仍然处于摸索阶段。通过研究,进一步认清红利上缴政策对国有企业随意性收益支出的影响,并按照不同的企业性质对国企分类,认为在短期内过高、过快提高红利上缴比例是不可行的,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分别建立红利上缴模型、确定合理的上缴比例。

混合所有制改革:上缴红利、转移支付与社会福利效应

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现行的红利上缴制度会产生什么影响?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红利上缴比例是否需要调整,而这种调整又会否对最优国有资本比重乃至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为此,本文采用数理模型进行理论分析,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红利上缴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效率之间的联动效应,并对最优的国有持股策略和社会福利水平进行了研判。结果显示:①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之间存在关联效应,对处于竞争程度较高行业的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越高,国有资本比重则相应要降低;②红利上缴后的财政转移支付效率越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非国有资本比重相应可以提高;③国有企业的红利上缴制度及其强度会实实在在影响社会福利,一般而言,红利上缴比例越高,社会福利水平将越低,但存在一个社会福利水平拐点。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如下:在现行的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下,对于国有经济比重大且市场竞争较激烈的产业,政府可以通过提高转移支付效率来增进社会福利,而非"简单粗暴"地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或调整红利上缴比例。

红利上缴比例提升背景下的国有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研究

选取2011~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产权变量、时间变量、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多元数学模型,并进行相关性分析与线性回归分析,研究了在红利上缴比例提升的大环境下,国有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变化情况。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在红利上缴比例提升后显著高于比例提升之前,而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并未呈现如此规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这都说明了研究国有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为保证红利上缴政策的顺利实施、红利上缴比例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略论国有企业的三大社会责任

本文从国有企业的数量及比重出发指出在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方面国有企业对整个社会的辐射度、影响度最大。文章着重论述了国有企业的三大社会责任,认为国有企业应该通过更多的上缴红利、保证社会与市场交易信用的链条、通过保障就业和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承担其应尽的社会责任。

红利上缴与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的研究

本文以红利上缴为背景，研究国有企业经理人的激励问题。将红利上缴后留存的利润视为对国有企业经理人的一种激励，通过构建只具有生产任务和同时具有生产、在职消费双重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红利上缴与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之间的权衡。模型研究表明．激励强度与能力系数正相关，与风险规避程度、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成本系数负相关．在职消费与生产性努力此消彼长，这为红利上缴政策设计提供了依据。基于上市公司的计量分析发现：提高分红比例确实会损害企业经营绩效，因此在提高红利上缴比例时．应加快完善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制度，加强对在职消费等不良行为的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