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账簿所见中国古代上计制度的流变

受历史材料限制,会计史学界对上计制度的认识与研究基本停留在文献典籍之中,为此,以出土简牍账簿为研究材料,考察上计制度发展的主要时期秦汉至三国两晋上计文书、上计内容、上计时间的变化。结果表明,上计文书形式不断丰富进步,上计内容以及上计时间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农耕社会封建国家治理重心的转移。这为揭示上计制度完整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原因提供了新的史料证据。

考课制度:古代官员任免升降的依据

从秦汉开始,古代中国建立了以职业文官充任的官僚队伍,考课作为整肃吏治的基本手段为历代王朝所重视。上计、巡行、监察乃至“听采”构成了完备的考课体制,各级各类主官和属吏的政绩、品行、年劳等都纳入考绩事项。考课结果以档案形式存入丞相、御史两府,成为官员职任升迁或贬黜的依据。历代考课虽各有特点,然其基本的运行机制大同小异。同时,中国古代考课制度仍然存在其历史局限性,考课制度在形成初期的两汉就受到权臣的侵蚀。

走为上计

白云悠闲地在空中散步,柔和的阳光透过云层,照亮了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我的思绪也早已飞到了小操场上。书籍集市开幕了!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决心淘一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我忍痛割爱,挑了一本崭新的《今天我是升旗手》作为交换的重量级砝码。

试论秦汉时期上计制度中的审计思想

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式微,新崛起的诸侯国各自势力不断扩张,各诸侯国的地方行政组织郡和县逐渐发展起来,郡和县的官员由诸侯国委派,官位不再世袭。在诸侯争相称霸争雄、弱肉强食的历史环境中,加强中央集权,对任命的官员进行问责成为历史的必然,春秋时期上计制度也由此应运而生。当时的上计制度主要是地方长官每年把所管辖地区的户口、垦田、租税收入等上报给国君,由国君组织官员进行考核,“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

《汉书·地理志》水道注记的史源考察

《汉书·地理志》在各郡县名目下注记了丰富的地理信息,涉及三百余条水道的情况。这些水道注记内容主要是班固将汉明帝时期《水经》中各水道源流附记于各政区名目下,又从各郡国上计资料中统计出部分水道的过郡数和里程,附在相应的水道源流之后得来。班固还参考各经学学派的观点,将《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氏》两篇中包括水道在内的各类地名在注记中一一落实。在文献传抄过程中一些后代注解《汉志》的文字与班固原注记发生混淆,因而现在的《汉志》水道注记中有少部分实际是后代注文窜入的结果。

汉代上计制度和考课制度研究——基于政府审计视角

上计制度和考课制度是古代社会沿袭采用的国家经济管理制度和官吏考核制度,对国家巩固、政局稳定、行政管控具有重要的作用。上计制度是强化中央经济集权和维护国家财政统一管理的重要手段,考课制度则在稳定社会、整肃吏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基于政府审计视角,从组织流程、处理方式以及报告内容三个方面对上计制度和考课制度开展分析,力求为现代政府审计的完善带来一定的思想借鉴。

秦汉时期的上计制度对我国财政监督制度的启示

上计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中下级对上级,地方对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用以自下而上的监督考核为主要目的,对地方财政和公共产品的有效维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杜绝了因各类贪污渎职导致的对公共财产的浪费,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不仅有利于维护基层政权结构的稳定,也对加强封建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有极强的促进作用。本文试图对秦汉时期的财政上计制度进行论述,以期呈现一个清晰明了的上计制度模型,为当代中国的财政监督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睡虎地漢簡《質日》中的“算”與“定算”

本文梳理睡虎地漢簡《質日》“算”與“定算”方面的資料,結合傳世文獻和先前出土的鳳凰山漢簡等簡牘資料中的相關記載進行分析、比較,認爲新發現的資料進一步證實八月“户”、“算”是緊密銜接的兩項工作,其地點在鄉而不是縣;除歲末的七、八、九三個月份未見記載之外,鄉在其他各月月末均到縣廷“定算”,在核准承擔“算”的人數的同時,可能也繳納算錢;在有限資料中,提交算志的時間不一致,與縣在“十月望”時完成對郡的“上計”不同步,大概未包括在“上計”内容之中。

走为上计——在户外考察中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走为上计”是《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民间俗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是指无力抵抗敌人,以逃走为上策。科学课教学中的“走为上计”,不是指科学课难上而逃避不上,而是化用了“走”字,意在走出教室上科学课。《论语》中有一段记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其意思是:阳光下,春风里,沐浴、歌唱、远眺,无忧无虑,身心自由,怎能不令人心向往之?

中美内部控制发展及比较研究

一、中美内部控制发展状况概述 （一）我国内部控制研究的发展早在西周时，便有统治者为防止官吏贪污盗窃、弄虚作假，制定了分工控制和交互考核的措施，实行职务、职权的相互牵制和制约，例如：将出纳工作分设为职内、职岁、职币三位职官，分别掌管岁入、岁出、余财分项会计籍书，即全部财物的收入、支出和结余事项。其作用正如朱熹所说的“一毫财赋之出入，数人之耳目通焉”。西汉时期出现了上计制度，地方须将其户口、垦田、钱财、谷物等情况编册上报，

周、汉审计史新证

将金文、简牍运用于审计史研究中,进一步证明我国古代审计的惊人成就。史料证明:西周审计机构不仅有司会、宰夫,还有内史。早期审计是对会计报告和账务的审查,上计制度对会计期间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应当重视上计、审计内容、审计方式与审计依据等简牍史料的运用。

略论中国古代上计制度中的审计职能

上计制度渊源于四千多年前的舜禹时代,春秋时期正式称为上计,汉代达到成熟完善,魏晋南北朝逐渐衰亡。上计制度中包含有审计职能,主要审核稽查地方的户口、垦田、钱谷收支,课校其功。这对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督促官吏勤政廉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其对当前的启示有:一是当代国家审计应不断加强,二是国家审计应强化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三是发挥审计在维护中央权威、政令畅通、落实中央改革决策部署方面的应有作用。

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

尹湾汉墓简牍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批是西汉时期郡县级行政档案，记载有西汉后期东海郡的社会、经济概况，对于研究汉代的上计制度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依据这批珍贵的史料对汉代上计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集簿》的释读、质疑与意义探讨──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二

尹湾出土的木牍《集簿》为汉代东海郡上计朝廷时用的材料，其内容丰富，涉及东汉时东海那整个社会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对《集薄》的内容逐一进行名读、解释，并提出其中疑问，对简文在当时的作用和意义加以阐述。

审计产生于奴隶社会早期说新证——兼论国家审计产生于国家治理的需要

我国审计产生时代有四种观点,流行西周说。当时审计制度已达相当高度,其前必然经历漫长的发展阶段。外国审计产生于奴隶社会早期,一般是监审合一,或称监督官。随着经济的发展,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会计,进一步发展,为审计产生提供可能。我国夏代,"公家有三十年之积","贡赋备矣"。禹"三载考功",黄帝时期,已置左右大监,夏代必然延续。由此可证,审计产生于奴隶社会早期。中外史料证明国家审计产生于国家治理的需要。

从云梦秦简看秦朝的会计管理

1973年在江陵县10号汉墓出土的大批简牍,是世界会计史上的珍贵资料,1975年在云梦县11号秦墓出土的大批竹简,是内容丰富、历史悠久的法律文献。两者在会计方面联系密切,相互补充,相互辉映。从时间方面看,云梦11号汉墓可能葬于纪元前217年,江陵10号汉墓可能葬于纪元前191年至纪元前153年之间,两墓葬相距26至64年,在漫长的历史里,可谓同代。从地理方面看,两墓直线距离约为160—180公里,江陵是秦朝南郡郡治所在。

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之评介与借鉴

官吏考核,是对官吏职位升降、奖优罚劣的基础,是我国历代官吏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通过纵向比较自原始社会末期到清代前期各朝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力图从中发现我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发展规律,以期对我国当今公务员制度改革以及公务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设计提出参考意见。

论西汉上计非国家审计——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集簿》研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土的尹湾汉墓简牍 ,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其中的六号汉墓出土木牍《集簿》证实了西汉上计用集簿既非会计账簿 ,也非“会计报告” ;西汉上计 ,并非国家审计。中国审计史的研究 ,应当走出西汉上计是国家审计这一学术误区。中国审计史的研究 ,必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

汉魏六朝“郡记”考论——从“郡守问士”说起

汉魏六朝"郡记"是记载郡内众事的官方典籍。"郡守问士"涉及的仪式性内容与"郡记"密切相关,显示出"郡记"犹如地方长官治民的行政"手册"。不仅如此,上计文书和"郡记"间记载内容的相似性,表明"郡记"的有关记载是以郡县编制的系列上计文书作为资料来源。重要的是,上计文书和"郡记"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行政系统。上计文书是上计制度的产物;"郡记"是适应于地方郡县行政层级的运作而进行编纂的,实质是郡廷控制下辖属县的各种资源,从而达致政务的正常运转。

论汉代的豪民役使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

人身依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 ,关系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 ,也直接影响对不同王朝政权性质的判断。人身依附关系早在战国时期就已产生 ,但由于秦及西汉时期中央集权统治相对强大、户籍管理较为周密、赋役制度重人轻地 ,加之私人蓄奴盛行 ,都使人身依附关系在西汉始终没有取代奴隶制进而上升为阶级剥削的主导形式。西汉末叶以后 ,上述限制条件丧失殆尽 ,从而使人身依附关系迅猛发展 ,“真正的依附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