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与配送服务商之间劳动关系的法律判断——上诉人某科技公司与被上诉人陈某劳动争议一案

某科技公司成立于2021年4月20日,2022年1月承接运营某地区的“美团外卖”业务。陈某为美团外卖骑手,2022年3月,某科技公司先后与陈某签订《外卖配送合作协议》《乙方合规配送承诺书》《外卖配送合作协议》及《乙方合规配送承诺书》,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了相关约定,内容包括:乙方(陈某)为甲方(某科技公司)的客户提供货物运输配送、外卖送餐服务;甲方每月按照其客户提供的乙方配送订单数量按单进行结算代为发放配送费;乙方的外卖装备和车辆由乙方自行配备和购买;乙方承诺每天按照公司制定的接单时间提供配送服务,并在开工前按甲方要求参加早会、承诺每次通过甲方的“微笑行动”检核,不得被甲方客户判定为虚假骑手,确保甲方不会被扣款;根据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乙方自行承担为甲方客户的订单消费者配送商品在运输途中发生的一切损坏或遗失、灭失的赔偿责任,承担自身在执行配送指令过程中及无配送指令的状态内,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责任和对第三方造成的任何责任……

代位求偿权语境下家庭成员间赔付效力的司法认定——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评析

在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使用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而对被保险人进行赔付的情形下，基于代位求偿权行使对象的限制规定，家庭成员应视作利益共同体，家庭成员间的赔付仅能视作成员内部的利益流动。因此，即便存在被保险人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赔付情形，也不应免除保险公司对该利益共同体所受损失的赔偿责任。换言之，应对被保险人予以理赔。

强迫上诉人交纳一审诉讼费的成因及对策

强迫上诉人交纳一审案件诉讼费用,破坏了国家的法制原则,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妨害了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杜绝这一违法现象,必须树立严格办案的观念;必须加强学习,提高审判员的业务素质;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督管理制度。

多式联运合同纠纷的案例评析——上诉人北京和风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宜兴市明月建陶有限公司多式联运合同纠纷一案

一、案情简介 明月公司、和风公司于2008年4月14日签订《货物运输代理合同》，明月公司委托和风公司以每吨480美元的价格将约1,000吨焦炭从天津新港经南非德班运至刚果（金）Likasi。双方约定运费分三笔付清，交运货物时付50％，货到南非德班港后五日内付40％，其余待货物运抵目的地后支付。明月公司所付运费包含货物在德班港口卸货、堆存及装载到陆路运输车辆上的相关费用。

论“被上诉人”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上诉人”作为与上诉人相对应的“对方当事人”的称谓,已广泛使用于包括刑事和民事案件在内的第二审程序中。例如,在国家司法机关制订的多种“诉讼文书格式样本”①里,都规定了,上诉状、第二审刑事、民事判决书和裁定书等几种用于第二审程序的诉讼文书要写明“被上诉人”一项。对于“被上诉人”的学理解释则见于诸多法学专著和教科书里。如《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把它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称谓之一:当事人的称谓因不同的诉讼阶段而有所不同,在第一审的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中,称原告、被告;

如何处理上诉人要求“一撤到底”的民事案件?

我们这里要讨论如何处理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在要求撤回上诉的同时,又要求撤除一审起诉的民事案件.当然,一审判决对原告不利、原判有误和原告企图规避法律而撤诉的民事案件不在讨论之列.

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关于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着装问题的通知

法[2015]4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公安局：为进一步加强刑事被告人人权保障,彰显现代司法文明,人民法院开庭时,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不再穿着看守所的识别服出庭受审。人民法院到看守所提解在押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的,看守所应当将穿着正装或便装的在押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移交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宣判前提出撤回上诉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的批复 法释[2010]10号

近来,有的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请示．对第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提出上诉后．在第二审开庭审理中又要求撤回上诉的，是否允许撤回上诉。经研究，批复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宣判前提出撤回上诉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宣判前提出撤回上诉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的批复》已于2010年7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8次会议、2010年6月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

以创造精神抓住契机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制的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集体学习会上强调,“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积极推动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转”。在WTO上诉机制已经陷入危机、多边贸易体制本身相关性受损的背景下,启动恢复上诉机制的谈判,应是推动WTO改革的优先事项和中国的选项。近年来,美国企图利用其他成员恢复上诉机制的动机以引入针对“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的规则。拜登政府近期的动作表明美国前述意图已经有所松动。在各界提出的上诉机制改革新方案中,“沃克原则”和“伍尔夫建议”因应美国诉求以推动美国支持上诉机制改革,具有可行性。包括中国在内的WTO成员方应抓住此契机,了解并梳理美国关于上诉机制的诉求,逐项考虑其可接受性,以此推动上诉机制的改革。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权的争点、成因与走向

基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正义诉求的时效性等诸多考量,我国2018年《刑事诉讼法》在吸收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对理论上纠结、实践中困惑,且可能严重影响该制度实践理性的上诉权问题并未明确。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究竟是浪费国家资源的不诚信行为,还是被告人不可剥夺的基础性权利,构成了其是否理性的关切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缺乏“自愿性”的生成机制是被告人上诉的深层原因,具体体现为程序适用的行政化、值班律师作用的证人化、检方量刑决定的独断化等层面。鉴于此,应强化检察机关的客观与诉讼关照义务,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根据案件适用刑罚的差异设置“二元化”机制;并可对“空白上诉”增设一定的惩戒,但应确保权利保障与救济程序的畅通。

设立国际组织内部司法上诉机制的理论探析

内部司法作为国际组织有效维护其独立性的机制,对组织履行职能产生重要影响。建立上诉机制,使国际组织内部司法得到创新性发展,有利于组织更加充分、高效地履行职能。国际组织内部司法上诉机制使得有关判决有机会得到重新审查和纠错,有利于维护国际组织职员和行政当局的上诉权,更好地平衡其权利义务关系,推动组织内部法治建设。设立国际组织内部司法上诉机制的纠错功能价值主要体现在权益保障功能和协调功能两个方面;设立国际组织内部司法上诉机制的法治精神价值则体现在国际组织内部对法治精神的期待,国际组织内部司法上诉机制本身所体现的法治精神。

中国建立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之质疑——基于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相关经验的检视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集中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后,“案多人少”困境逐步显现,参照美国经验建立强制调解制度的对策受到立法机关、学界关注。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强制调解制度曾面临重大争议,该院所披露调解率因统计口径偏差具有误导性。依照中国常用统计口径重新统计的结果表明,该院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情况较差且逐年恶化,显著低于中国现有制度成效。随着中国知识产权诉讼环境逐年改善,上诉案件中当事人调解动机难以增强,实施强制调解很难取得良好实效。以美国“自由裁量型”强制调解制度为蓝本的制度构建方案,缺乏明确的案件筛选标准,有悖于中国沿袭的“规范出发型”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立法传统,不契合目前中国民事调解制度发展阶段,故现阶段中国不宜建立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

认罪认罚何以上诉:实践逻辑、理论观照与裁判进路

认罪认罚上诉案件的产生或有不同解释:表面上,其肇因于被告人基于自身诉讼利益的现实考量;制度上,其多源自于被告人与控方审前量刑协商规制的可能失范;规范上,其始发于被告人认罪认罚上诉权边界的表述不清。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除了可能引发控审相对不一的实践效果外,还实质性检验着认罪认罚救济程序的核心功能,并期待构建更为完整且顺畅的认罪认罚从宽模式。可以说,如何在现有规范框架的应然边界内对其进行裁判说理,将实际决定着未来认罪认罚上诉案件的裁判质量及效果。对此,在裁判进路上,除了需建立以检察机关抗诉与否为界的前置化二审审查机制外,还需明确以被告人上诉理由为别的类型化二审裁判进路,即针对被告人明确或实际以留所服刑为目的的技术性上诉,还是其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的事实性或法律性上诉相区分,以作出不同裁判处理,真正实现认罪认罚二审救济程序的功能期待与价值认同。

WTO争端解决机制和上诉仲裁程序问题之辨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停摆已经持续了数年,最近,上诉仲裁程度成为了替代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其中一个重要结构。如何判断WTO未来争端解决机制未来的走势,本文将提供参考思路。

国际商事仲裁内部选择性上诉制度探析

仲裁的优势之一是它的一裁终局性,但随着国际交易规模和金额的日益扩大,许多境外仲裁机构由此衍生出内部选择性上诉制度,深圳国际仲裁院借鉴知名境外仲裁机构引进此制度。但其中的许多规定与我国仲裁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存在冲突,并且可能导致当事人滥诉以及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还存在问题。上述限制了复裁在我国的适用范围,在现行制度下,只能采取措施避免复裁制度与《仲裁法》的诸多规定相冲突。但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我国的《仲裁法》有必要作出调整,采取在部分地区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区进行试点以及制定符合仲裁制度特点的监督机制的方式来完善仲裁制度的发展。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上诉机制改革新动向及中国因应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机制)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其裁决不一致和缺乏纠错机制、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缺失、忽视东道国公共利益和国内规制权等固有缺陷引发各界诟病。为克服ISDS机制上述弊端,各界将建立ISDS上诉机制作为主要改革方向,主要有:国际投资法院上诉机制、常设多边上诉机制、特设上诉机制等三种方案。这三种方案在性质特征、主要内容、优缺点、可实现性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我国应基于“双重大国”身份以及缔约、仲裁实践,积极利用联合国贸法会第三工作组的平台推动常设多边上诉机制,并探索设立“一带一路”常设上诉机制,为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改革贡献中国智慧。

认罪认罚案件上诉问题实证研究——基于B市508件案例的分析

对B市相关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显示,认罪认罚案件上诉理由种类主要包括留所服刑、量刑过重、事实认定不当、法律适用错误和程序违法等。法院与检察机关对于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的态度并不一致,而且同一系统内部对此问题的处理也不尽相同。为了完善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二审制度,在形式层面,有关机关应当在弥合理念差异的基础上,强化法律供给,对被告人上诉的问题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在内容层面,不仅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而且在上诉条件上贯彻无因上诉原则,同时不应将被告人单纯的上诉行为视为撤回认罪认罚。推动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展,不能仅停留于前期的控辩协商、配套措施的完善,也要着眼于一审裁判后的救济与纠错,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危机过程与未来发展

2015年底,WTO上诉机构两位成员顺利连任,但是连任与独立性的关系问题初见端倪。2016年在一位成员遴选迟迟不定的情况下,另一位成员的连任问题突如其来,引发了人们对独立性问题的强烈关注。进入2017年,借一位成员突然辞职之机,美国开始向上诉机构发难,明目张胆地阻挠成员遴选和连任,导致其成员在2018年只有4人,在2019年只有3人,而在2019年底只有1人,上诉机构彻底停止运作。因此,上诉机构的最后5年是盛极而衰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的阻挠,而美国阻挠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时任美国贸易代表对上诉机构的敌视。WTO上诉机构本来运转正常,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制造了危机。没有上诉机构,争端解决机制的功能出现缺陷。上诉仲裁安排开始发挥作用,并且可能会产生体制性影响。上诉机构短期内不会恢复运行,但是长期看势在必复。